年后，我正在单位上班，父亲突然打来电话，我心里一跳，他的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疲惫与气恼：“在你爷爷枕头芯里，翻出5张存折。”他报了几个数字过来，都是定期，加起来不过两万多块钱。“现真不知道他省着这些，要留给谁。”
我握着手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父亲的怨气，我是明白的。他给爷爷的生活费，爷爷总舍不得用在自己身上，却大手大脚地给别人花。堂哥买房子，他拿出一万；表妹出嫁，他又包上大红包；远房亲戚来了，他颤巍巍地掏出个塑料袋，抽出几张钞票塞进孩子手里……
父亲在手机那头说：“这些钱，够他平时好吃好喝了。”我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爷爷这一生，我是知道些的，年轻时种地，后来进了单位，没几年成了另类分子，吃了许多苦。等到恢复工作，人也快到退休了。
工作以后，我常买水果、保健品给爷爷，后来发现他几乎不吃，我就开始塞钱给他。我工作忙碌，孩子尚小，只能偶尔周末去看望一下，又能为他做什么呢？买吃的，他胃口弱了；添衣裳，他又不出门。每次走进爷爷的老屋，心里总是揪着。昏暗的光，一碰就微微摇晃的老式眠床，盖了几十年的发硬发黄的被子。他年近90岁，退休金一半付给照顾他的阿姨，剩下的管两个人的吃喝用度。我在外面跟朋友碰面，有时一顿饭就抵他一个月药费。给他钱，哪里是顾他，分明是买自己一个心安。
父亲不懂爷爷，我却又何尝懂父亲呢？他们眼见老人苛待自己，心里急，说出来的话便不好听。爷爷沉默地听着，心里的主意，却一点也没变。
我总想，父母何时能明白，对于一个行至生命尽头的老人，什么才是紧要的？当他的世界一天天缩小，小到只剩一张床、一把椅的时候，他唯一能抓住的尊严，大约就是“给予”小辈这件事了。哪怕给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那不是糊涂，那是一种抵抗，抵抗自己成为完全的累赘。我们总想给他我们认为好的，却很少问，他要的究竟是什么。也许，尊重一个人，便是尊重他那份固执的习惯。不强求他理解我们的“好”，而是试着去理解他的“怕”与“爱”，这或许，便是最大的慈悲了。
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带我去街上，买过一碗木莲豆腐。5毛钱，一张皱巴巴的紫色纸币递过去，换来一份白色陶瓷碗里盛着的夏日小甜点。他看着我吃，笑成了满脸皱纹，自己却一口也不吃。那时的他，是给予者，是庇护者。而今，他蜷在病床上，用几张单薄的存折，固执地守着这给予者的身份，不肯放下。
那五张存折，父亲终究还是放回了原处。他没有再追问，爷爷也从未解释。只是父亲再去送饭时，有时会不经意地说一句：“今天炖了汤，侬多喝两口。”爷爷“唔”一声，慢慢拿起调羹。
他们之间，大约永远不会有酣畅的沟通了。但有些东西，或许本就不需要说破。就像那几张存折，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存的早已不是钱，而是一个老人，用他全部的方式，存下对这人世最后的、笨拙的牵念。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看见，然后，沉默地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