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们生产队迎来了两男一女3位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劳动，阿陆队长特意腾出3间工具房，让他们安顿下来。这些城里青年的到来，宛如一股清泉注入山村。
他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待人热情大方，常把家里寄来的大白兔奶糖、饼干分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很快我们就成了他们屋里的常客，眼里满是崇拜。初来乍到，他们农活生疏，走在田埂上摇摇晃晃，常引得社员们开怀大笑。但他们虚心好学，不出数月便掌握了农活要领。
那位面容丰润的徐玲娣老师，鹅蛋脸上总挂着笑容。插队3个月后，她走进村小学，恰好成了我一年级的启蒙老师。她朗读课文时，那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和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我们深深着迷。更让我们崇拜的是，她是全校唯一会唱歌、会弹风琴的老师，是校园里当之无愧的焦点，也让我们对音乐课充满期待。谁曾想，这一站就是一辈子——她把毕生奉献给了乡村教育。后来，她与村里一位淳朴的农民喜结连理，日子过得和睦，两个孩子也相继成才。银发如雪的她，如今正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身材颀长的那位晓林大哥，双目炯炯有神，酷爱篮球运动。因擅长放映技术，插队半年后被选入公社放映队，每晚奔波于各村放映露天电影。每逢放露天电影，他总会为我们预留几个好位置。从公社文化站首任站长到县越剧团团长，他始终与文化事业相伴，最终选择回沪发展，开启人生新篇章。
另一位“眼镜哥哥”身形清瘦，但在村里待的时间最长。记得那次他与社员比赛插秧，眼看就要胜出，几个供秧的社员故意不把秧苗递到他手边，最终以微弱差距落败。按照约定，他买来白糖棒冰分给大家。我们这些孩子愤愤不平，围着嚷嚷：“你们耍赖，欺负‘眼镜哥哥’！”无论白天劳作多么辛苦，他晚上总是手不释卷，油灯下的身影也成为我们心中求知的明灯。我们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总会画图示意、耐心讲解。1977年，他如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送他那天，我们都哭了，真舍不得他离开。
白驹过隙，3位知青的插队岁月转眼已有50余载，他们也都步入了古稀之年。但那些田间的笑声、油灯下的身影、露天电影的光影，却像老照片一样清晰，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那不仅是他们的青春，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关于奋斗、关于情谊，也关于普通人在岁月里留下的温暖痕迹。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如同陈年佳酿，历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