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我家那场“顶职”之争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顶职”。

　　“顶职”的核心内容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其子女可依据政策条件接替父母的岗位编制。

　　父亲是某酒厂的开耙师傅，在距法定退休年龄还差近一年的1980年9月，毅然决定“病退”。

　　父亲“病退”意味着我们姐弟三人中有一人可以顶职。

　　谁“顶职”？一个周六，父亲特地坐轮船从城里回到老家皇甫庄。晚饭后，他把我们姐弟仨叫到一起“开会”，决定谁“顶职”。还找来了我们的堂哥作见证。

　　那个时候，城乡差别很大，跳出农门是多少农家子弟的渴盼。

　　围绕着姐弟仨谁顶职的问题，父亲一直没有发言。看得出来，他的心里充满矛盾。而我，依着门框站着，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不时悄悄地按压因紧张而狂跳的心。

　　姐姐是老大，已经嫁为人妇，按乡俗，这个机会因为外嫁不大会与兄弟争抢，因此姐姐一言不发。哥哥虽然也已结婚，有一双儿女，可他迫切希望顶职。他说：我一直跟父亲学习“开耙”，虽是厂里的临时工，但对工作熟悉，顶职后发展空间较大。哥哥还说我木匠做得“顶呱呱”，已带徒弟，挣钱不少，扔掉手艺去顶职，很可惜。轮到我陈述了：姐弟三人中我最小，我不会干农活，万一……这时，姐姐突然开口了：你俩别忘了，我也是可以顶职的。

　　……一时间，屋里静寂下来。

　　嫂嫂冷不丁抛出一句话：“爹爹下本钱让小叔子学木匠，已经让小叔子得了实惠，好事总不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她的话还没说完，本来不应“站边”的堂哥开口了，要说实惠，你们最实惠。结婚，生子，这可是天大的实惠。

　　听堂哥这么一说，我们都沉默了，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父亲终于开口了：好了，再争论下去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姐弟仨举手表决吧！

　　父亲的话音刚落，我就望向姐姐。我知道，只要姐姐举我的手，我就可以……可是，要是姐姐也只举自己的手，三“手”鼎立，这事……正当我感觉到快要崩溃之时，姐姐突然举起手：我推举小弟。接着，姐姐为我说了几个理由：小弟还没结婚，脚后跟没有粘着“烂糊泥”，让小弟顶职是轻装上“城”，前景更好。

　　2∶1，我胜出。

　　赶在国庆节前，我进城到厂里报到，后几经调动，在一个较好的单位退休。

　　回望过去，特别是像“顶职”这样的事，孰好孰差，难以预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方面已经不比城市落后，好多城里人向往农村，渴望“采菊东篱下”。而当年与我争“顶职”的哥哥，后来也在一家国企退休。如今，他“结庐”在老家，侍地种菜，悠然望南山，别有一番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