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是云南的雨季，我初中毕业考取中专的消息却如阳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了绍兴的外公、外婆家。不久，外公、外婆给我们家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块崭新的红旗牌手表，外公的信也随之收到。外公的信语重心长：“一贺你考学之喜；二要珍惜寸阴，勤勉求学；三望你如红旗之名，信念坚定，行于正道。”字字如墨色犁入我心田，默默告诉自己定不负这殷殷托付。
红旗牌手表，是辽宁手表厂1973年投产的经典款，也是中国三大手表生产基地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上世纪70年代国产手表的标杆，它不仅是“三大件”里的硬通货，更是一代人心中民族工业的骄傲象征。
但没想到，父亲看着这块表，眉头紧锁：“我读了大学工作多年，才戴上手表，你小小年纪戴什么表？先放家里。”手表被束之高阁，却从此在我生命里投下了长长的时间刻度。
中专两年，没有手表的日子，时间仿佛更需刻意去攥紧：课堂笔记纸页堆叠如山，实习时手上的油污蹭满了图纸；运动场上，我数着心跳追赶秒针的虚无脚步。毕业那年我入了团，在团旗下宣誓，心头默默与远方低语：外公外婆，时光的分秒，我未曾虚掷。
那时校园里已有不少同学腕上戴了手表。铃声未响前，他们便从容收拾书本；晨曦微露，表盘上指针的微光便映着晨跑的身影；甚至有的同学借这方寸之物计算着青春心事的约会时辰。而我每每放假归家，在旅店大通铺上过夜，只得放低声音：“叔，大爷，麻烦明早方便时叫我一声。”夜宿陌生床铺，心却悬在时间上不敢沉眠，数次天未亮透便起身，蹑手蹑脚踱到昏暗的服务台，凑近墙上挂钟辨认——凌晨5点，离发车尚早，可睡意早已被这时间的悬崖惊散。
毕业工作后，被束之高阁的红旗表终于郑重地戴到了我腕上。表盘上不断走动的指针，是不断低语的时间密令：当测量队员时，攀爬山路时，我低头看表，调整步履节奏；当人民警察时，我执行抓捕任务，必先校准表针，分秒不可偏差；业余写作时，灯下伏案疾书，那指针总在无声催促我快些、再精进些。4年寒暑流转，当我入党宣誓之际，腕上这块红旗表也无声映照了外公当年信中的深意：它随我一同走进了信仰的厅堂。后来担任秘书，随领导奔波出入，这表针更是我心中无形之鞭。赶赴会场、安排日程；乡村调研、企业蹲点，它助我掐算分秒，在匆忙的缝隙里预留从容余地。
终于岁月也为我卸下鞍鞯，如同那块曾熠熠生辉的红旗表一样“退休”了。红旗表如今静静躺在抽屉深处，停驻于某时某刻。腕上空了，心却沉甸甸的。时间卷走了多少有形之物，而无形嘱托却愈磨愈亮。
这表确乎是停走了，但当初它所指点的方向却永远清晰。外公外婆当年倾注于小小表壳内的深心，早已内化为我血脉里的钟摆：它不单在丈量时间，更在日夜昭示着人不可磨损的底色——纵使光阴滔滔卷走万物，心中那面红旗指引的正直与勤勉，却始终如日之升，未曾剥落半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