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次与“逼迫”相逢。于我而言，踏上讲台，便源于一次美丽的“逼迫”。
自幼时起，我便对书有种莫名的眷恋。尽管学业平平，命运却仿佛早有安排，将我这样一个课堂上不算耀眼的孩子，与文化悄然系在了一起。或许，骨子里那一点尚未苏醒的文心，早已静待萌发。
连环画，我们那一代人称它“小人书”，是我们最初的文化启蒙。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跌宕起伏，总让我心潮涌动、回味无穷。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俗，想来是被一页页图画与文字悄悄叩击过的心灵的回应。
1980年，中学毕业的我，进入绍兴龙虎山农场，做了一名工人。业余时间里，读小说仍是我最大的生活内容。那时每月工资三十六元，我竟舍得拿出一半来买文学类书籍，还订了一份绍兴本地的报纸，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丰富的滋养。但真正与文化结缘，还要从那一次“被迫”转身说起。
八十年代初，农场领导非常重视职工子女的教育，教师皆从内部选聘。然而在工人中寻找能写文章、善写板书的人，并非易事。
“你爱看书，就你去吧，这事就这么定了。”
毫无心理准备的我，就这样被“推”上了讲台，成为一名代课老师。我与教育的故事，悄然开启。
既然踏上这条路，我便决心不负讲台。一次次去乡镇学校听课学习，将他人精彩的板书设计、层层推进的讲解一一记下，回来反复琢磨、默默备课。渐渐地，我上课也从容了许多，有了教师的样子。
后来我加入了绍兴县文联的文学组织，藉此拓宽视野，增加交流机会，也开始指导学生写作。当时绍兴县教委主办的《新苗》《少年儿童报》征集稿件，我班上有位学生的习作《两只荷包蛋》得以刊发，这位学生还因此受邀参加县教委组织的夏令营。那一刻，心里颇为自豪：我这个“冒牌老师”，终于也在文化的土壤里，种出了属于自己的花。
站上讲台之后，挑战接踵而来。除了教学、辅导写作，我还尝试撰写新闻稿，向绍兴几家媒体投稿。虽然刊登的多是“豆腐块”文章，却点燃了我笔耕的热情。
人的潜力，往往是被“逼”出来的。若没有当初农场办公室主任那一“推”，我绝对不会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教师。
不知不觉，我在教育这条路上行走了十五年。一路走来，无数个“逼迫”打磨过我，也成就了我。若不是它们，我或许始终是农场里一名普通的工人，无缘这段既艰苦又光辉的岁月。
上世纪末，国有企业改制浪潮席卷，龙虎山农场也换了身份，我这段教师生涯，也就此落下帷幕。
回望来时路，虽恍如隔世，却依旧光亮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