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物质匮乏。饭桌上，多是自家地里种的青菜萝卜，油星子金贵得能照亮半个灶台。
我家那个灶台是祖父传下来的，旁边壁橱里蹲着个墨色陶瓶，里面装着菜籽油。我们兄弟三个从不敢轻易碰那油瓶，只有逢年过节或是来了亲朋好友，母亲才会把它捧出来。
倒油时，母亲总是左手扶着瓶底，右手捏着瓶颈，胳膊肘微微悬在半空。油线细得像根银丝线，直直地从瓶口坠入铁锅，锅里刚现一片指甲般的油，母亲便收起油瓶。母亲说：“过日子就得像往锅里倒油，一分一毫都得算计着来。”
最奢侈的时刻，是母亲掀开冒着水汽的高锅盖，往饭架上的乌干菜上滴几滴香油。琥珀色的油珠滚进菜里，瞬间腾起的香气能漫过整个堂屋。我们仨攥着筷子围在桌边，眼睛紧盯着那碗乌干菜。
每逢“生日宴”，乌干菜底下总会藏着几块差不多大小的肥肉。母亲揭开碗时总要念叨：“寿星先挑两块，剩下的平分。”肥油在热饭里化开，混着干菜的咸香，让人食欲大增。我们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望着自己的生日早点到来。
一天，父亲踏着暮色归来，卸下肩膀上的一个崭新的帆布包，掏出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杯口还沾着点褐色的酱汁。“猜猜里面是啥？”父亲问。“萝卜干炒黄豆？”老大摸着下巴装老成。“什锦酱菜？”老三咽了口唾沫。我大声说：“干菜焖猪肉！”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对——今天谁的生日都不是。
父亲笑着掀开杯盖，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红亮亮的小排骨挤在搪瓷杯里，排骨上的油星子闪着细碎的光，上面撒着青绿的葱花。我们三个都看呆了，母亲拿起竹筷往我们碗里分。“老大一块，老二一块，老三一块……”。我们捧着碗小口吃着，酱油的咸香混着肉汁的醇厚在舌尖散开，连骨头缝里的肉丝都要用牙齿细细剔干净。
搪瓷杯底还剩两块，母亲全夹到父亲碗里。父亲把大的那块拨回母亲碗里，这次母亲没推让，只是把杯里剩下的汤汁都倒进父亲的饭碗里。褐色的汤汁浸着白米饭，父亲呼噜呼噜吃得很香，眼角浸着笑意。
等到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父亲才道出缘由。原来，父亲被借到公社搞人口普查，中午在公社食堂吃的，每人一个荤菜、一个素菜，父亲只吃了素菜，那碗排骨全部打包回来，帆布袋、搪瓷杯也是公社发的。
从那以后，每个傍晚都成了我们的期盼。父亲有时带回清炒鸡块，我们连鸡骨头都能嚼出香味；有时是红烧中翅……
几个月后普查结束，父亲带回的帆布包里除了搪瓷杯，还有一小袋水果糖和一个苹果。“这是公社欢送会上发的。”父亲把糖块分给我们，自己却一颗也没吃。苹果的清香混着糖果的甜香在屋里弥漫，我们吮着糖块，看着父亲用抹布擦拭那个搪瓷杯，杯身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后来，那只搪瓷杯成了我家的宝贝，母亲用它装过腌菜，父亲用它泡过清茶，我们三个轮流用它当漱口杯。直到多年后搬家，我在旧物箱里又翻出了它，里面仿佛还有红烧排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