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文学的种子，从播下到结果，究竟要走过多漫长的路程？朱振国从事文学创作50余年，常常陷入这样的自我叩问。他曾担任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刊物《野草》的主编，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如今，凝结着数十年的文学积累与对故土的深情，77岁的他又写下《越言文备》，望手中之笔，为方言的存续与弘扬尽一份力。77万字、4800余条词目，诠释着一位本土作家的毕生乡情与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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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提问、一部专著，一位作家的本土情怀
“4年前，我接到一个杭州朋友的电话，问鲁迅写的方言‘茄花色’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他之后，却想不出这词出现在哪一篇文章里，便干脆重读《鲁迅全集》。”谈及绍兴方言，朱振国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朱振国也没想到，这源于解惑的朴素举动，竟意外掘开了一座方言宝库，直接促成了一本书的诞生。
重读《鲁迅全集》，朱振国在16卷本中足足梳理出近700个方言词，这一发现令他深受触动。“小学时第一次‘见’到鲁迅，他就‘站’在纪念馆大厅中央，唇上蓬着一把胡子，面如刀削，目光如炬，让我忍不住一直看向他。”朱振国说。作为深植越地土壤的作家，朱振国敬仰鲁迅，那些充满力量与深度的文字，从幼时就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因此，他的创作题材也多取于故土、扎根于生活，方言成了他笔下不可或缺的灵魂。《鲁迅全集》带来的触动，更让他决心为方言“立传”。“我很欣赏方言中那些富有表现力、形象性强又富含哲理的语句，它们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他说。
有了想法，朱振国很快付诸行动。他首先翻阅了16卷鲁迅著作，搜集方言，又在饭桌、沙发、床头柜等处放上纸笔，将想到的土话、俚语等随时记录，密密麻麻记了四大本；走路时突然来了灵感，也要立刻用手机输入暂存。这些资料，成了《越言文备》坚实的基石。4年时间，1000多个日夜，他数易其稿，最终有了这本专著。
“将方言变成能读能写的书面文字，传习致用，是保护和利用方言最有意义的工作，对文学创作更意义重大。”朱振国说，而他的手中，正有这样一支合适的笔。这份承载着文化传承使命的笔力，也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文学创作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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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跋涉，青年作家崭露头角
朱振国的第一本诗集叫《春笋集》，是一本用几册练习簿合订成的手抄本。那时他正读初中，有一次写的作文被任课老师谢德和看中，叫来字写得最好看的同学用水笔誊抄后，贴在了学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这一展示，极大地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情。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鲁迅的单行本，十七卷的《沫若文集》，彻夜通读，模仿着写出了自己的“诗集”。“少年心气高啊。”他笑着回忆道，他还偷偷拿去投稿，然而屡投屡败，没有回音，“我心里失望，又不得不装得不动声色。”
不过，朱振国的文学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退。进入高中后，他发表作品的阵地从自己的练习簿转移到了学校的两大块黑板报。每逢国庆、元旦出文艺专刊，常有他的诗作被编辑用彩色粉笔誊写在黑板上。后来，学校里出现了一张由蜡纸刻写的油印小报，他被封为“主笔”，才情开始崭露头角。
1972年，当时的浙江省文化厅、各大出版社以及《浙江日报》等联合发起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征文活动。未曾间断创作的朱振国寄去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满师之后》。稿件由当时的绍兴县文化馆统一报送，很快便收到了回信，邀请他去杭州参加改稿会，地点在米市巷的省招待所。
“那一年参加改稿会的都是初审入围的作者，我在小说组，整个绍兴地区只有我一人。”朱振国说，改稿的环境很简陋，两人一室，他们坐在宿舍的床边，前面放一张小课桌，埋头改稿。定稿后没过几天，当时的《新绍兴报》决定，赶在省里出文集之前，在副刊《尽朝晖》上刊出《满师之后》。
这篇近万字的小说，占了这份4开报纸一天4版中近2个版面，朱振国的名字第一次从水笔抄、粉笔写、铁笔刻，转变为铅字排印，如此郑重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年，朱振国刚满24岁，从他人生中写出的第一本“诗集”算起，刚好走过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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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作家”到“时代歌者”
“满师”之后，作为蜗居在小城的业余作家，当地没有报刊可投，朱振国常去邮局翻找报刊目录，在信封上抄下刊物名、地址及邮编，再剪去一角写上“稿件”，将新作品寄出投稿。仅在1982年，他就在省内外期刊共发表了7篇短篇小说。同年年底，他凭借出色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作协浙江省分会会员。
那段时期，除了创作，朱振国还一直在工厂一线工作。他干过最苦、最累的硫化工、冶炼工，受过汗水、泪水、血水的洗礼。这段经历为他的创作打上了“工人作家”的烙印，他引以为豪。“我决心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文学须扎根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他说，自己立志于扎根劳动大众，真正成为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
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朱振国前往铁矿体验生活。在友人陪同下，他进入了矿山的最底层，爬过不足一尺的洞口，进入硝烟、石粉弥漫呛人的作业面，与矿工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最终创作出中篇小说《走向彼岸》。也是在那时候，凭借“文学人才”的资质，朱振国从企业调入杂志社，既当编辑，又当记者。那时，为了采写新疆的一位绍籍人士，他坐了8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前往新疆，腿部严重浮肿，仍坚持前往主人公工作过的油田进行采访，在戈壁深处亲身体验大漠风沙的严酷。
“我始终认为，文学创作者要真诚地面对生活。”朱振国说，他在工厂干了15年，又在杂志社干了25年，无论是当一线工人，还是当记者，他为创作排除万难。他从未觉得辛苦，而将其视为生活的体验，始终要求自己保持文字的真实性和锋利度。凭借这份追求，他的作品在中国半数的省份开花结果。1994年年底，朱振国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会员证，黑色皮面，中间嵌着一块铭刻中英文对照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字样的铜皮，编号4627。
一颗文学的种子，从播下到结果要走多远的路？朱振国给出了答案。“我有幸躬逢了一场时代的巨变，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他坦言，浪潮中也有人将文学视为产业，热衷于追逐名利与市场，但他始终铭记初心，只想写出自己想写的好作品，“劳作、付出是衡量距离的尺度，而勤奋与努力，永远是抵达终点的最短路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