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播
夜里整理书柜，见柜深处尘封的旧书中，竖着一只皱巴巴的信封。一捏，硬邦邦的；取出来，竟是一块老式硬盘，容量只有4G。这是二十多年前阿罗送我的，里面存有几十首MP3，均为当年的流行音乐。扭头望窗外，戈壁苍茫，风沙漫天，阿罗站在一辆越野车边，衣衫褴褛，胡子拉碴，面颊深陷，双眸泛着晶亮的光——这是阿罗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景象。掐指一算，阿罗离开尘世，竟有五个年头了。
还记得，2019年8月，某天午后，为厘清明朝嘉靖年间绍兴知府南大吉题大禹陵碑的一些细节，我拨通了阿罗的电话。阿罗在大禹陵景区上班，与人编写出版过《绍兴文物》一书，是权威人士。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一年前他体检查出肺部疾患，据说术后情况尚可。我想借此与他闲话几句。铃声响了好长一阵子，才接通。手机里传出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嗯嗯嗯嗯，没错没错，怎么怎么。说了约一分钟，他倏忽压低声音，说不好意思，我这会儿正在医院呢，要不，等有空再聊。我怎会料到，这是最后一次听到阿罗的声音。仅仅五个月后，突然传来消息，还处在壮年期的阿罗，说走就走了！
我与阿罗差不多同时参加工作，又在同个系统。当年两家单位都在鲁迅路上，挨得很近。我是先闻阿罗其名，再识其人。阿罗年轻时不修边幅，服饰打扮率性随意，蓄络腮胡，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常将自己弄成美国西部片中流浪汉的模样。他不那么循规蹈矩，单位头儿说东，他偏往西……也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三产”风起，他单位临街开设电子游戏室，对外营业，他顺理成章成了承包经营的不二人选。
2000年后，机缘巧合，我与阿罗同在古城某个街区保护开发办的一个工作组当差，朝夕相处两年，我才修正了对他的一些认知。那时我们都已人到中年。
周家老台门东厢房楼上，光线灰暗，阿罗叼着烟坐在电脑前，纤细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游走，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节奏感明快，像在弹奏一首令他心驰神迷的曲子。傍晚大伙儿下班走人，他还端坐在电脑前，双眼直勾勾盯着显示屏。
或许是夜里捣鼓电脑很晚的缘故，第二天大伙儿都忙了小半天，阿罗一张睡眼惺忪的脸，才慢慢显露在东厢房楼梯口。好在是临时拼凑班子，每人负责一块场馆展陈文案撰写，各干各活，除了集中开会与研讨，考勤方面似乎没有硬性要求，只要能交差就行。阿罗负责朱家台门陈列，也就是后来的鲁迅笔下风情园。其中，大型模型迎神赛会的构想和婚俗厅的场景布置，让他殚精竭虑，平添了不少白发。
两年时光飞快，工作组解散，大家各回娘家。阿罗听说我刚买了电脑，临别前送我一块硬盘，说是从报废电脑上拆下的，里面存了不少歌曲，有空听听。此后彼此见面不多，电话联系也不多。他回大禹陵景区后，有过好几个头衔，如管理部主任、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还编撰了《绍兴大禹祭典》等书。
最后一次见到阿罗，是在中兴路上的绍兴市文物局。那天有个会议，散会时，我与阿罗站在马路边，聊了几句。他那时显得特别瘦，两颊尖尖，脸色黄褐；一头卷发蓬松，像是鸟窝，且差不多全花白了。我不禁感慨，这还是那个当年戴蛤蟆镜的阿罗吗？阿罗不减当年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以抱病之身，从绍兴出发，长驱几千公里，自驾新疆游，任风沙扑面，一路绝尘而去。
阿罗姓罗，名海笛，挺有诗意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