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华
我的“守时”，已是无数次被人提及的肯定。从年少求学，到成年工作，“准时”二字仿佛早已融入了血液，成为骨子里不可磨灭的习惯。如今，“守时”于我，已超越了行为准则的范畴，它是一份镌刻在血脉里的印记，并在孙辈身上悄然延续。
这份印记的源头，深植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们是乡村中心小学的普通教师。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们身兼数职，常常一人担任几个班级的班主任。纵使家中琐事缠身、困难重重，他们也极少请假，总是默默坚持到放学的铃声响起，才匆匆赶去处理。那份对职责近乎苛刻的坚守，那份融入日常的纪律感，如同无声的春雨，悄然浸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日后化作我们行事的准则——凡事，皆有“时”。
那烙印最深的印记，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家乡遭遇了罕见的大暴雪，而我必须当日赶回另一个城市的单位报到。正当我焦虑万分时，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说：“走，我骑自行车送你到县城坐车！”那不到二十公里的路途，在凛冽的寒风与深可没膝的积雪中，我们整整跋涉了三个多小时。每一步，都需要奋力将腿脚从厚厚的雪窝里拔出；每一步，都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和眼前弥漫的白雾。当我们终于蹒跚着抵达县汽车站时，却见站门紧闭，公告牌上赫然写着“今日停运”。望着父亲——浑身挂满冰雪，冰凌在眉梢鬓角结成了霜刃，俨然一个“雪人”——我的眼眶瞬间发热，愧疚与心疼堵在喉头。我刚要开口，父亲却仿佛洞悉了我的心思，抢先用冻得发僵却依然沉稳的声音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别担心。只要路一通，车一来，你就坐头班车走！误不了事。”他那不容置疑的语气，那风霜刻就显得异常坚定的眼神，瞬间平息了我所有的忐忑。后来，交通恢复，我如愿踏上归程，成了春节后第一批返岗的外地人。风雪中父亲推车前行的背影，和他那句沉甸甸的“等着”，从此成了我生命里关于责任与守时最深刻、最滚烫的注脚。
有道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对时间的恪守，也如涓涓细流般影响着我的孩子。这份名为“守时”的传承，在我儿子身上有了更富时代气息的诠释。作为新一代，他将守时观念融入了现代效率意识，常说：“守时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份敬畏，铸就了他工作上的严谨求实，也赢得了同事的敬重。更令我欣慰的是，这颗种子正在孙辈的土壤里悄然萌发。小孙子为了上学绝不迟到，每晚为闹钟上弦时那份专注的神情，让我清晰地看到，这古老的美德，正以新的姿态在新生代的生命里扎根、抽芽。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守时”的堤坝似乎正被“路上堵车”“临时有事”之类的借口不断冲刷、稀释。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些解释背后，潜藏着对时间契约的轻慢。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感慨：“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中国人则以“一寸光阴一寸金”道尽了时间的珍贵。守时之人，守住的不仅仅是一个约定的时间点，更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是对自我品格的无声锻造，是对那份与时间订立的永恒契约的忠诚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