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物质不充裕。那时，只在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才有新衣服穿，平时穿的则是缝缝补补的旧衣。
但放学后的时光，小孩子自由又肆意。在放飞心灵的同时，难免带来一些“后遗症”，尤其是男孩子，追逐打闹间，衣服上的纽扣不知不觉间“消失”，他们也不会把这“小事”告诉忙碌于田间的父母。待到衣襟散成两片破门帘，“偷顺送借买”的说法就像麦芒般扎人。
剩一颗纽扣的被称为“偷”，仿佛身上的衣服是偷来的，这让每个孩子都难以接受。剩两颗纽扣的被叫作“顺”，暗指趁人不注意拿走的，比“偷”好听一点。有三颗纽扣被称为“送”，但那时送的多是不要或用不上的东西，还是难免会被小伙伴们笑话。衣上有四颗纽扣的被称为“借”，当时借衣服穿再平常不过，甚至有人穿着借来的衣服去相亲，但也不怎么光彩。最让人骄傲的是“买”，五颗纽扣齐整锃亮，象征着体面。
我永远记得那个暮春的黄昏，我的衣衫上挂着两颗残扣，第三颗只剩半粒碎齿，像豁了牙的老妪。七八个野小子围成圈，争辩我该归作“顺”字辈还是“送”字营。青石板上拖长的影子越逼越近，汗珠子砸在露趾布鞋上，洇出深色的花。
忽然一双小手拨开人群。阿英一手拿着针线，一手握着碎布头里翻出的几个纽扣——灰的蓝的，圆的方的。线头在暮色里翻飞，眨眼间，我衣服上的扣“齐全”了，虽然颜色、形状很不般配。那一刻，阿英用她的纽扣，为我留住了一份孩童的尊严。
大伙一时愣住，我也从慌乱中回过神来。阿英和我同住一个台门，瘦瘦弱弱，与我年龄相仿，但性格内向，从不与我们这群调皮孩子玩耍。不知谁喊了句“老二媳妇”（我在家排行老二），哄笑声四起，阿英的脸霎时红透。我又羞又恼，回拳砸向起哄的那个混小子，两个小萝卜头顿时扭打在一起。等小伙伴们把我们拉开时，都已鼻青脸肿。这一架，意外让我和阿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我在全区小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奖品是一件湛蓝色的T恤衫，跟现在的速干衣差不多。领口处的拉链缀满了银色小齿，要是把每个“牙齿”都当作纽扣，那可算得上是“高级货”了。这在当时堪称豪奢的奖品，却成了我的心病——母亲向来照顾大哥，奖品若被她瞧见，定要归大哥了。思来想去。暮色下，我向阿英求助——请她保管这件T恤衫。起初，阿英不同意，我再三恳求，她才勉强答应，但要求我“绝不泄密”，我郑重许下诺言。
命运的齿轮总在无形中转动。几个月后的一天，阿英突然被她母亲接去了城里。斑驳的墙面上，有她用瓦片刻画的五个歪扭的字：“衣服带走了。”墙缝里探出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晃，像她临走时欲动又止的衣角。
前些天经过一家服装店，看见模特身上缀满水晶扣的精致礼服。玻璃橱窗映出我不再年轻的面容，仿佛又见那个咬线头的姑娘，用五彩纽扣为我拼凑体面的黄昏。那些灰扑扑的扣子，在记忆中的闪光，让橱窗中所有水晶都黯然失色。因为它们缝补的不只是衣襟，更是一个少年在贫瘠岁月里最珍贵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