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绍兴街道图》，古贡院旁标注有“养济院”（图中圆圈处）。
诸暨阮家埠育婴堂旧址（绍兴市档案馆资料）。
民国时期绍兴救济院领养单。
“老绍兴”在劝人行善时信奉一句话：“日行一善，功满三千；做不起慈善，做点好事也是积德行善。”根据1917年《中国新舆图》收录在内的《绍兴街道图》显示，位于古城西北方向的古贡院院址，出现一个标注“养济院”名称，这就是绍兴最早出现以收养接济弃婴孤儿为主的慈善机构。在随后经历的百年风云里，它赓续传承了绍兴人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真情演绎了诸多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
A
以收养弃婴孤儿为主
育婴堂是旧社会专门用来收养弃婴孤儿的慈善机构，兴起于清朝初期。在封建时代，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弃婴现象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刚出生女婴即被溺死的丑陋行为，引起了官府的高度重视，社会上一些急公好义人士出于怜悯，也着手接济抚育这些无家可归的弃婴和孤儿，这就是现代儿童福利院的前身。据《绍兴府志》记载，绍兴最早的育婴堂，是创办于清朝嘉庆初年的养济院，旧址在今越城区锦麟桥西，也就是原古贡院一带，建筑呈正方形，占地27余亩，房屋140间，门3座，规模还不算小。后绍兴所辖山阴、会稽、新昌、嵊县、上虞、余姚、萧山、诸暨八县也都设立相应慈善机构。
在清末民初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养济院虽受战乱影响，也因经费问题屡兴屡废，但绍兴人乐善好施之风一直弦歌不辍，为呵护社会未来希望做出不懈努力。1929年，养济院为方便接收弃婴，迁址到“地处要冲、城乡两便”的西郭门外虹桥附近，改名为育婴堂。据亲眼目睹过西郭育婴堂的人士撰文回忆，当年建筑为单门独户，大门前有一排大抽屉，每只可容纳一名婴儿起卧，并装有通气设施。凡无力养活、私生或婚前生育者，写上婴儿生辰八字，紧贴在俗称“肉包头”的襁褓内，放入大抽屉，会由育婴堂管事负责每日巡查检视，并按照弃婴生辰八字、抽屉序号登记入册，送交堂内乳娘扶养。弃婴如不发生意外，一般抚养至生活自理，后给予求学读书，直至长大谋生，男婚女嫁，自立门户。若无嗣欲领养弃婴者，也可到育婴堂办理相关手续，但领养孩子时间宜趁早，以免日后徒增诸多麻烦。
B
运营依靠捐赠和田产
育婴堂，作为绍兴早期慈善机构，主要是半官方或民办性质。为办好育婴堂，自创建之初就成立董事会，设有董事长、董事等监管堂务，并建立收容、领出、保育、财务、过继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堂内的总察、司账、司衣、司药、杂务等作出详细规定。董事，一般由地方士绅中热心桑梓者担任，王子余、沈复生等绍兴近代进步人士均曾被推选为董事。
育婴堂所需运营经费，部分依靠邑人自愿捐助，但主要还是有赖田亩、山林、房屋、鱼荡等产业租息来增加收入，最盛时曾拥有堂田千余亩，年收入稻谷千余担。“邑民刘世洙等捐资建立育婴堂，柴世盛捐田三百亩，凡有淹溺弃婴，雇乳媪分养之，寒则给衣，病则疗药”“胡封，以中产之家捐千金扩充育婴堂”“诸湘芸，绍兴府山阴人，多次支助育婴堂”……翻阅绍兴府县志书，为各地育婴堂捐田捐银者不绝如缕，伴随走过一个个风雨如晦的困厄年代。
C
历数艰难坎坷之路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西郭育婴堂虽以田租等收入作为稳定来源，但实际情况却是入不敷出。民国十八年（1929年），随着接收婴儿的不断增加，收养最多时曾达到千余口以上。由于开支浩大，经费支绌，孩童大多吃不饱穿不暖，营养不良，明显瘦弱，生病后得不到及时医治，死亡率不断攀升。时任绍兴县县长汤日新得知情况后，发动绅商殷富捐募基金，从而使得育婴堂暂时熬过难关，拯救婴儿事业得以存续。
但到了抗战前后，育婴堂却被地方豪强巧取强夺，成为有势力者插手侵吞的又一块“肥肉”。他们借机钻进董事会垄断事务，官私勾结，朋比分肥，并假借慈善之名要求佃户多交稻谷，以致佃户对堂田产生惧怕心理，万不得已不敢问津租田。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后来这些不法之徒被正义力量驱逐惩处，其阴谋诡计也最终难以得逞。
如今，育婴堂早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被现代设施齐全和服务管理规范的绍兴市儿童福利院取代，但唯有记载在史籍中的文字和图片，依然在默默讲述绍兴人那段不遗余力呵护幼小生命的嘉行懿举。
（本文参考自越文化研究专家张观达的《育婴堂》一文）
照片为绍兴市档案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