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关钧
我的父亲是绍兴人。他的笔记本记载，他16岁从绍兴到湖州学做账，1931年正月进上海开明书店工作，1932年只身代表开明书店上海总店到汉口、长沙等分店查账并行使稽核职权；1933年任开明书店稽核课课长、账务课主任。1937年9月，日寇侵华，上海开明书店厂房被炸损失惨重，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忍痛辞职转当流动会计。
我家曾住在上海南市区王家码头路，父亲在邻居中的口碑一直很好，上世纪60年代后期曾被大家推选为王家码头街道人大代表。我母亲（也是绍兴人）一直说：“这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父亲为人谦和低调，对家人、亲友、同事、邻居总是笑呵呵的。他曾主动将两次加薪机会让给同事。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自身经济拮据情况下，将一笔稿费捐赠给上海市失业救济委员会，他说：“失业工人比自己更需要资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出台困难学生学费减免或分期付款政策，当时我们兄弟姐妹4人上学都符合减免条件，但父亲执意选择分期付款。大家说他傻，父亲板着脸说：“自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国家负担！”
1968年，我和比我小3岁的妹妹同时毕业，我支内到了四川。那时上海有个照顾性的不成文规矩：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孩子同时毕业，其中一人到外地或农村，另一人能留在上海。我父母没到居委会反映该情况，结果我妹妹也去了农村。邻居们都说我父母太傻，父亲没理会，他对我们说：“好儿女志在四方，理应响应国家号召。”
那年代，上海居委会有邻里相互帮困的“互助金”，父亲从会计岗位退休后，主动请缨把居委会的“互助金”账目管理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
有天晚上，我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义务帮助派出所填写户口本。我劝说：“爸，晚上写字眼睛太疲劳，您还是白天写吧。”父亲头也不回，边写边回答：“时间紧，任务重，我要赶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
父亲满口绍兴话，他说：“我虽然生活在上海几十年，但始终改不了家乡话，因为，乡音特别亲切。”
父亲平时的口头禅是：“无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尽力做好；要么不答应，答应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尽心做到。”
父亲的座右铭是：“真诚待人，与人为善，就是与己积善。清白做人，不是我的东西，再好，我也不要！”父亲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始终是这么做的。
父亲的生命之灯，在人世间点亮了80个春秋，虽然不十分耀眼，却是柔和光亮。在我心中，父亲这盏平凡的灯永远不曾熄灭。父亲，儿子非常非常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