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建松
趁着放假，我读完了黄鱼的16万字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该书曾获澎湃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头奖。这对中国式父子在人世的一段交错，似乎到父亲因前列腺癌去世时截止，却又恍若才刚刚启程，只不过，接下来这一程，是黄鱼在花园闲行、发呆，父亲在天上俯瞰、操心。
非虚构作品，按照我的理解，相当于散文、纪实文学、传记作品之类。而要称为“非虚构作品”，必须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非虚构，即真实性。作品里所叙述、所描写的，都为真人、真事、真场景。具体说，作品里的“我”即黄鱼本人，一个“曾经想写一个小说”的小职员，一家三口，他在作品中毫不回避自己的“妹妹是车间里的行车工”，自己的花园就在“第三处房子”的草坪上，给父亲找医生，“通过立火师傅的女儿找到了省一医院的田医生”，父亲的主管医生是“唐医生”，父亲一次又一次去医院化疗……这些琐碎的生活真实，勾勒出南方小城病患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名字、地点与关系，使虚构无法替代，也使文学化不至于悬空，反而更显可信与温润，并让读者在细碎处看见自己。当然，这里的“真实”，除了生活真实之外，还包括“艺术真实”，即对生活进行文学化，否则，“作品”两字就落空了。
二是文学性。《花园与父亲》以“你到了多少岁，你的年纪正好是你爹的一半”这个问题为开局，以“我终于把他送走了，终于成为了那个，因为父亲死了，而幸存于世的人”为结束，将父子、生死的话题文学化地收拢在一起。其实，我第一次接触本书有关内容，是绍兴市文联主办的《野草》文学杂志2026年第一期打头的中篇小说《西白山》，该作品署名黄旭东，由此可推知黄鱼即黄旭东。该文第一部分“黑蒙症”写了种竹子一事。这一部分里，种竹子是“副线”，与化疗、病情、是否去省一医院做第十次化疗等“主线”穿插展开。种竹子本身是极普通的生活琐事，但放在父亲癌症晚期、化疗、黑蒙症的背景下，就产生了巨大张力。比如“我”挖坑种竹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坑，跟山上的那个坑，何其相像。”两个“坑”，种植与埋葬并举。而竹子“太会发了，拿个东西拦着，不让它乱发”，“发”字与癌症扩散、治疗控制形成潜在对照。这些都不是孤立的闲笔，而是父亲生命晚期日常生活的折射。
让我一时感到困惑的是，这本是非虚构方面的内容，为何又可称之为小说？这使我想到《我与地坛》发表时，编辑认为可当作小说发表，史铁生坚持必须以散文发表。而黄旭东则将非虚构内容变为小说发表。原因可能在于：史铁生坚守散文，是怕真实的苦难被当作故事消遣；黄旭东转为小说，或许是想以形象和情节为载体去揭示人生存在的真相。两者看似相反，实则都在回应同一个难题：记忆太重，何以承载？
私人记忆和文学表达之间，存在一个隔阂。读完本书，我认为黄鱼找到了其间通途，那就是超越个人场景，直抵生活的意义。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隐喻。这本书里几乎每一个具体物象皆可称为隐喻，如“花园”隐喻追求和向往的美好日常生活，“父亲”隐喻生活的过程和边界。在一次访谈中，黄鱼提到“对于疾病、丧葬，都有一套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他把自己的作品置于这样一种“礼仪文化”中。我的理解是，这本书不仅留存了江南礼仪文化，还是一部父子关系磨合志、一部江南小城生活志。
作者系绍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