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包打听“黄包车”这两天心中有些郁闷，尿急病越发严重了，随时都有尿意，就是尿不出来，真是急煞个人。其中的缘故，还是因为他刚刚从居委会得到准确的消息，小镇马上家家户户要装上喇叭了。
“黃包车”整日哭丧着脸，预计到自己往日的风光即将消逝。“黄包车”即是包打听，闲着从这个台门里进，从那个台门里出，四处收集消息；又实实在在是一只大喇叭，将收集来的消息四处散布。小镇上的人，凡是见了“黄包车”，这个问一句：“黄包车，最近中央下发了几号文件？”那个问一句：“黄包车，今天哪个村里放电影？”接着又有人补问一句：“黄包车，明天天会下雨吗？”“黄包车”心里过滤着打听来的消息，嘴里的大舌头结巴着，慢条斯理地一一作答。说罢，那张紫黑的脸堆满了得意之色，高昂着的头仿佛把短粗的项颈也拉长了许多。
家家能装上喇叭，小镇上的人无不欢欣雀跃。“黄包车”只能算是一个例外。在那个年代，“红灯”牌收音机简直就是奢侈品，数遍整个小镇人家，也找不出一台。台门里的“四眼阿牛”算是聪明的，利用一副废旧的耳机，再在屋子前用长竹竿竖起一个高高的天线，听说在夜深人静时可以收听到几个电台，平日里说出来的话也似乎像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由不得人不信服，人们对他也敬仰三分。现在好了，喇叭入了户，广而告之，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天下事。
所谓“喇叭”，说白了就是有线广播。广播站设在公社阳嘉隆（又作杨家弄）的镇上。在那个年代，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与电话总机的接线员，是无数女性知识青年心心念念的好工作。每户人家家里装的是低音喇叭，形如海碗大的一个锅，稍显扁平；在田间地头电线杆上，装的是高音喇叭，口大底小，稍微长圆，声音可以传出一里地外去。
装上喇叭后，小镇人家生活似乎活跃了许多。学生仔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心中多了几分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大人们喜欢听戏与莲花落，尽管内容与剧情都已革命化了，但《杜鹃山》中柯湘的扮演者杨春霞，其扮相，其唱功，着实迷倒了不少人，所以这出戏也是乡里人家最喜欢从喇叭里收听的节目。1976年之后，旧戏解禁，越剧勃兴，喇叭中若是播放越剧，人们纷纷放下活计，听得如醉如痴。每当播送《碧玉簪》中“三盖衣”一折，或者是《梁祝》中“十八相送”一折，若是中途插播一则消息，李家奶奶一定会大骂：“真是个活畜生，刚刚才二盖衣，就弗播哉！”或者骂：“刚刚才播到观音堂，就停下了，真是扫人兴！”心中很是不平，大家跟着骂开了。
自喇叭里开始播放越剧，父亲过去一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他从墙上拿下满是灰尘的二胡，擦洗干净，重上松香，操琴演奏越剧曲调。一边拉，一边说：“这是彩和调，用于喜腔，如《追鱼》中鲤鱼精去观花灯时所唱。”有时又说：“这是弦下调，用于悲腔，如《梁祝》中山伯临终唱的就是这个调。”让我长了不少戏曲音乐知识。
喇叭虽小，声音很大，甚至传得很远。不过在那个时代，喇叭也有两大毛病：一个是爱说大话，如亩产万斤的消息一从喇叭里出来，真是让乡下头人笑掉了大牙，他们终归是不相信的；另一个是说过的话马上会赖掉，天气预报说是明天晴天，结果次日让人淋了个落汤鸡，于是乡人又称喇叭为“赖叭”。
说到“喇叭”，因为自己职业的原因，总是让我想从历史中去找寻一下依据。出于研究明史的专业爱好，再加上喜欢读一些明朝人所写的民歌，亦即所谓“散曲”，还真让我找到了一首咏“喇叭”的散曲。这就是王磐所写的《朝天子·咏喇叭》，曲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首散曲的历史时代是明朝正德年间，其中反映的史实则是当时宦官当权，每当外出时，沿运河一带百姓遭骚扰的情景。官员出行，鸣锣开道，百姓纷纷避让，这是大家熟谙的史实。有意思的是，明代宦官出行，不再满足于鸣锣开道，而是喜欢吹喇叭、吹唢呐，犹如百姓人家婚礼时接亲一般。当然，“喇叭”一名，古今相同，但作为一种响器，功能明显已经起了不小的变化。明代宦官出行时所吹的“喇叭”，一如唢呐，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声价”，结果则是在喇叭声中，让千万个家庭支离破碎。我儿时所见的喇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信息传播、民间娱乐的工具。
一个小小的喇叭，古今有异，却又相同。喇叭总是离不了一个“吹”字，若是真的过分沉溺于“吹”的功夫，一味地去抬高“声价”，失去了事实的支撑，这就不只是贻笑大方的事了，其弊甚至会害了百姓人家。殷鉴不远。小小喇叭，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