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军
在中国文化史上，遗民现象不绝如缕，宋、明两代遗民影响尤巨，不仅政治上坚守了夷夏之辨视野下的民族主义立场，文化上也极大地影响到近世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遗民文化传统。但学界通常将中国遗民文化视作一种业已逝去的政治-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其实，遗民文化同样参与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作为新旧嬗替时代的文化巨人，鲁迅既受到遗民文化的多维影响，又对其展开过持久批判。鲁迅与中国遗民文化的关系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追溯鲁迅与遗民文化之关系，可以发现他自幼便接触到大量遗民文化要素，如以明代衣冠安葬的民间习俗、因辫子而起的“头发的故事”等。就读三味书屋期间，鲁迅又在寿洙邻（寿镜吾次子）影响下大量阅读了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遗民著述，留日时期进一步接触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残明遗献”，北京时期在小说史研究中则先后受到周密、董说、龚圣予、陈忱等遗民的学术影响。此外，鲁迅收藏的传统书画中，更是不乏陈洪绶、龚贤、石涛、傅山等遗民的作品。总之，鲁迅笔下出现过大量遗民人物，既有伯夷、叔齐、陶渊明等隐逸型遗民，又有文天祥、郑成功、黄宗羲、朱舜水等抗争型遗民，也有康有为、张勋等近代政治遗民，以王国维、辜鸿铭为代表的文化遗民，更不乏罗振玉、林纾、刘承干等以“遗老”“遗少”著称的拟态遗民。鲁迅笔下的遗民形象，几乎构成一部精要的中国遗民文化史。
鲁迅对中国遗民文化的长期接触，致使遗民文化对其文学创作、史学思想、学术研究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阅读过大量遗民文学作品，在创作中不仅借鉴了“菰蒲”“於菟”“子规（望帝）”等遗民诗歌意象，对遗民文学再三致意的屈原、陶渊明等也颇有好感，而且对伯夷、叔齐的遗民故事进行了改写。其《阿Q正传》《范爱农》等作品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也暗合遗民文学依恋前朝、痛定思痛的典型主题。遗民群体向重史学，从历代《遗民录》的编撰到张岱（《石匮书》）、谈迁（《国榷》）对故国易代的反思到黄宗羲对宋元明学术的总结（《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再到大量遗民私人杂著的流行，充分表现了遗民述史意识的自觉。受其影响，鲁迅提出“治学要先治史”的观点，尤重野史，认为“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其一生创作更表现出以个人之力书写“民国的建国史”的努力；鲁迅的治学范围亦跟中国遗民文化存在多处重合，在小说史、佛学、金石学研究等方面，鲁迅受到遗民学术的影响尤大，展现了鲁迅学术与中国遗民文化的紧密关联。
中国遗民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更表现在鲁迅个性思想的生成方面。在中国文化史上，遗民文化事实上已构成一个亚文化传统，自有其精神脉络，其凝聚而成的独特精神传统，对鲁迅个性思想与精神气质的形塑不容忽视。第一、复仇精神。鲁迅不仅多次引述王思任“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的名言，明确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而且在文学创作中多次塑造出具有强烈复仇精神的人物形象。剖析这些复仇者形象，离不开遗民传统。第二、独异气质。自伯夷、叔齐始，特立独行便成为历代遗民的一个共同特质，遗民群体往往以不进城、不入市、隐逸等形式自绝于世，王船山等尤为典型。章太炎提出的“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观点，更是直接影响到鲁迅的个性气质。第三、任侠意识。学界习惯从越地“书剑”传统解读鲁迅的“侠”意识，其实探讨鲁迅“侠”之思想同样离不开遗民精神传统，鲁迅在现代社会的诸多“越轨”行为，正是其任侠意识的流露。第四、批判精神。历史上大多遗民具有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不仅影响到鲁迅“多疑”个性的生成，更为其批判专制暴政及种种文化统制提供了思想支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鲁迅在承继遗民文化因子的同时也从现代性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鲁迅对遗民文化的存在语境展开反思，他指出遗民文化只有在民族主义视野下才有存在意义，而清朝遗老却“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只看重“遗老”二字，并试图在现代文化中强行烙下遗民印记（如所刻之书“无民国年月”、“仪”“宁”“玄”等字留有缺笔等），在鲁迅看来，这是绝不可取的，因为遗民文化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次，鲁迅对“为遗老而遗老”等拟态遗民的生存方式及其二重道德展开批判。他多次对“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以“清封朝议大夫”“清封恭人”名号为荣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批判。再次，鲁迅对清遗民逆现代政治的种种倒行展开系列批判，如对张勋扶持溥仪复辟、康有为组织孔教会、郑孝胥主张“王道”政治等，鲁迅向来深恶痛绝。同时，鲁迅对“遗老遗少”引以为傲的“士林”“瓜皮小帽”“毛笔字”等文化意象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综上可知，鲁迅对中国遗民文化的理解是立体的，对鲁迅而言遗民文化具有不同的层次，约言之，鲁迅心中至少存有三种不同的遗民文化形态，分别是体现民族主义立场的遗民文化、作为传统学术思想载体的遗民文化以及作为民族精神资源的遗民文化。鲁迅独特的遗民文化观，正是在对上述三者的仔细辨析中逐渐成形的。鲁迅在谈及异族统治时肯定了宋、明遗民夷夏之辨视野下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对于遗民文化更多的是将其视作一种学术文化来理解的。即是说，鲁迅对于遗民文化的接受，存在着从“遗民”向“文化”的不断偏移。不仅如此，对于作为民族精神资源的遗民文化，鲁迅也并未全盘接受，他一方面继承了遗民群体的“复仇”“用独”“善疑”等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却舍弃了历代遗民奉为圭臬的忠君等传统道德。这些前现代遗民文化接受史上的罕见现象，无疑彰显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对于遗民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因而，对鲁迅与中国遗民文化展开深入研究，不仅可以重新定位鲁迅与传统文化之关系，而且能为新时代语境下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的借鉴。
作者系绍兴大学鲁迅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