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研究人物生平，为人作传，当然要关注其一生中重大事件、亲密交往。但传记因篇幅限制，常常不得不取大略小，删繁就简，致使一些对传主生平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段隐晦不明。鲁迅生平中辛亥革命后的半年就属于这种情况。
旧时俗语说人生重大事件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与鲁迅不相干。他没有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只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几年后得到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根据官方规定“奏奖五品顶戴”，扬眉吐气了一回，但已是尝过走投无路、被讥为“将灵魂卖给假洋鬼子”的屈辱之后；“洞房花烛夜”，对鲁迅而言简直是一个讽刺，包办婚姻带给他终生的痛楚。艰难困苦成了鲁迅前半生的主调，让他不断对所处的环境产生厌恶痛恨，形诸文字，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与他用诗句自画的标准像“横眉冷对”若合符契。当然，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会只有单一的样貌和性情，而会根据环境生出各种形态。照常理，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变，对饱尝屈辱困顿的鲁迅应是一件快事，不料却更加助长了他愤世嫉俗的情绪，不免令人困惑。
鲁迅生于1881年，1898年外出求学前一直在绍兴生活，在家庭中感受亲情、汲取知识，了解世俗世界，是他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鲁迅离开绍兴，是“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听起来虽有决绝意味，实际上并非一刀两断。他不但在平时的言谈中、在梦境和文学作品中时时回顾家乡，而且求学、工作期间也短暂回乡探亲多次，更有留学归国后回乡工作约两年时间。两年后他离绍赴南京教育部任职，这次离乡与18岁出门求学有一个共同点：都出于无奈，主旋律是一个“逃”字！那么，鲁迅“逃”之前有没有心情舒畅、后来回忆起来觉得舒心、神旺、有前途的时刻呢？有之，除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外，就是1912年前后共和肇始阶段。1925年，鲁迅在《杂忆》中写道：“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连平日蛮横的兵们也变得“文明”一些了，可见国家形势向好。同年3月3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然而，鲁迅说的是南京，不是绍兴。
从1911年11月绍兴新政权建立、鲁迅就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到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正好半年时间。鲁迅把这半年均分为两个“三个月”，前三个月在绍兴，后三个月在南京。绍兴三个月被遮蔽的程度超过了南京的三个月。一个原因是时间短，容易被忽略。鲁迅的同学张协和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这一节历史，现在写鲁迅历史的皆略去了。连许季茀写的年谱中也没有写，大约因为时间太短吧。”还有一个原因是鲁迅革命后三个月生活和工作不惬意，匆忙离开，甚至有落荒而逃的意味。更深层的原因是，历史教科书上总体判定辛亥革命不成功，论证者往往拿鲁迅本人的观点和作品作为论据。鲁迅自己确实对革命结果有不少批评。他写道：“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又说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后，“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不过要注意的是，鲁迅并非局外人——光复前后，绍兴城里嚷着革命的少年中，本也有他一个。批判的严厉恰恰说明他对革命期望很高。他常说，他要感谢中华民国，别的不说，单单为了让大家剪掉了辫子，就是一桩大功劳。其实，一个人不得志的阶段，正是他思想、品格和志向得以体现的重要时期。正因为有牢骚不满，才反证鲁迅对新政权的希冀之殷。帝制崩塌，民国肇建，鲁迅得到了“解放”，成为共和治下的国民。他欣然出任师范学堂校长，老友范爱农也在这时前来投奔，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说他们当时心中有喜悦，并非夸张。
教育当然是鲁迅的主业。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到绍兴中学堂教务长，再到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再后来则是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职，首尾连接，线索清晰。鲁迅不仅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而且同时作为山会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提出了许多管理学校的措施和育人方法。这两重校长身份共同指向他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更可视作民国肇始阶段中等师范教育模式的先声。他对儿童失学问题的关切与对基础教育价值的强调，是鲁迅“幼者本位”儿童观的萌芽。有学生回忆，他到任时，头戴一顶陆军帽，鼓励学生剪辫子，申说使用公元纪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话简明有力。
鲁迅还担任《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职务，指导报纸发挥批评监督功能。他以“黄棘”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越铎〉出世辞》，有一段十分精警的话：“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可以说是三个月间最重要的文字。他阐述的报纸编辑宗旨，体现出知识分子积极入世、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后来主编《语丝》和《莽原》等刊物时强调“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正是这种编辑理念的延续。他后期多写杂感，文笔犀利，与这个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文字一脉相承。
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者鲁迅。这个时期，是文学创作者鲁迅回国后的第一次亮相，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完成于这个时期。这篇用文言写成的作品刊登在《小说月报》上，通过讲述兵匪“来袭”影射太平天国军队、辛亥革命之类的大事件。鲁迅在《热风·“来了”》中写道：“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来了”是刀与火的总名。无论来的是什么，土匪、义军、会党、蛮夷，老百姓所能做的总是惊慌、逃难、受罪、遭殃后安定，顺从，继续做奴隶。“革命”或曰“鼎革”，对他们而言无非是换一批都督、把总之类的当权派。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中也有类似场景，这部杰作应该从此时开始就打起了腹稿。
据许广平介绍，鲁迅后来每逢谈到辛亥革命，“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他曾设想写作有关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想来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描写会更加全面和丰富。但与许广平回忆中的兴致勃勃不同，研究者们对这三个月的总体评价是“第一次绝望的产生”。这与鲁迅当时的种种积极作为虽然看似矛盾，实则符合鲁迅的生活和思想状态。现实中的鲁迅，呈现出多面形态，并非要么积极作为，要么绝对沉默和绝望。有论者将1908年至1918年间的鲁迅称为“十年沉默的鲁迅”。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确实较为沉寂。但他在这“三个月”里却写出了文言小说《怀旧》，可见并非完全哑然无声，而是在沉思、反省。从热情高涨到情绪低沉，再到失望绝望，目击种种怪象乱象，这段珍贵经历后来持续发酵，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素材的基本库存。辛亥革命是鲁迅一生遇到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既因这场革命而改变了人生道路，反过来也对这场革命作了形象描绘和理性思考。
这半年的意义，不妨放置于鲁迅生平研究中盛行的“原鲁迅”说系统中衡量。有论者说绍兴时期的鲁迅是“原鲁迅”，因为他在这个时期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也有人说是南京时期，因为他在这里接触新学；还有人说应该是东京时期，因为他在这里放眼世界，容纳东西方新思潮。这些时期都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开启了新阶段，各有道理。我倾向于认为，鲁迅在绍兴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接受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民间文化熏陶，时间最长，方面最广，应该是“原鲁迅”中最“原”者。《公羊传·隐公元年》：“元者何？君之始年也。”因此，我觉得可以称绍兴鲁迅为“元鲁迅”。辛亥革命后三个月，中华民国元年最初几个月，正是元鲁迅形成的最关键阶段。有了这三个月的经历，鲁迅的新文化形象开始树立起来，不但有新学的支撑，而且有政治制度的保证。没有这三个月的淬炼，“元鲁迅”便不能达到圆满。加上随后的南京三个月，其面目更加清晰。半年之间，鲁迅从绍兴到南京，正如他十八岁那年跨越这两个城市。不过，此时的南京已非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所在的城市，而是一个新型国家的首都。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