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直白地写下这行字，一语道尽自己创作这部回忆散文集时的复杂心境。
1926年，鲁迅深陷“六面碰壁”，时代风波与个人变故交织，现实的纷乱让他——“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向过往的记忆中寻求出口。
此前，鲁迅因支持学生运动，如北京女师大事件等，遭到北洋政府统治下“正人君子”群体的流言围攻与排挤。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声讨当局暴行，直接遭到反动政府通缉，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地，生活陷入颠沛状态。这一时期鲁迅还经历了与弟弟周作人决裂的家庭变故、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的连续工作变动。
45岁的鲁迅站在人生与思想的关键抉择路口，创作了《朝花夕拾》的10篇散文，时间是1926年2月到11月的9个月间，前2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3篇为流离中所作，后5篇作于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
鲁迅明确表示“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但他在《朝花夕拾·小引》里称，“这10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朝花夕拾》的篇目次序，基本上是以作者的童年和青年的生活轨迹为依据，从童蒙稚趣、少年忧思到青年求索，时间跨度约20年，正值清末民初社会剧变之际，也是鲁迅人格与思想塑形的关键期。
10篇散文，前6篇聚焦童年绍兴，第7、8篇写青少年时光，末两篇则回顾日本留学岁月。总体上按时间顺序串联，幼时保姆长妈妈以及《山海经》的神异，童年在绍兴百草园嬉戏，少年在三味书屋的师生读书问答，青年时再到南京求学、日本仙台留学，最终以与友人范爱农的交往收尾，清晰勾勒出鲁迅从幼年到青年的大致轮廓，这恰如一部关于周树人的“成长小说”。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黄乔生认为，《朝花夕拾》的首要价值就是可以作为鲁迅的传记来读。文章解释自己的爱好、志向，记述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往事与现实纠结，叙述与议论交织，成为研究鲁迅早期生活、思想及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
温儒敏认为，鲁迅一开始就打算写一个早年生活的回忆系列，叙述自己的经历与感受。10篇文章在《莽原》半月刊陆续发表时，首篇就标明是“旧事重提之一”，此后每篇发表都按顺序注明是第几篇，说明这是前后衔接的一组文章。书里所描写的家族境遇、地域风情、求学经历与时代波澜，与鲁迅的早年生活轨迹及相关史实大体吻合。
卓光平聚焦于散文集里的《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2篇，认为它们是鲁迅真实人生中的核心节点，有助于读懂鲁迅早年的“立人”故事。
《父亲的病》回忆了为父延医两年，描述了两位“名医”的种种荒唐行径：诊金高昂、药引刁钻，要“原配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然而父亲的水肿却越发严重，最终在喘着大气中咽气，这让鲁迅萌生了用现代医学救治病人的愿望，“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藤野先生》一文中的“幻灯片事件”，被后世视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精神原点。当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一次在看时事影片时，看到日俄战争幻灯片里，中国人被处决时，围观同胞神情麻木、无动于衷，这让他终于看清了：身体再健壮，精神愚弱麻木，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毅然“中途退学”，弃医从文。
从立志救治个体身体，到救治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转向不断变换，又惊心动魄；《朝花夕拾》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他的品格、思想，他的求知欲、自尊心、自信心、孤独感和勇气。
“这是一部有高度纪实性的散文体‘准自传’，《朝花夕拾》的创作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与修复，它疗愈作者自己，一直以来，也在疗愈众多的读者。”温儒敏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