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位右
唐振常忆人说事，出了好几本集子，《饔飧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中《难说》一篇，以及《普林斯顿到康奈尔》一文，颇有意味。
“年过古稀，要回答青年时期的理想这个题目，实感难说。所谓难说，并非没有理想，确实是有理想的，而且这个理想正大冠冕，符合时代的要求，与同时代大多数青年人同一节奏。后来，这个理想也实现了，为之雀跃欢呼。那么，为什么还说‘难说’呢？”
作者说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简述所历如下”：
“幼承庭训，在家读圣贤书。读来读去，无非是浑浑噩噩。”
入中学后，“渐涉新知，似乎不那么浑浑噩噩了”：
“是时也，唯发愤勤学，可以勉强算是个好学生，而于世事则懵然不知，所以实际上还是浑浑噩噩。高中三年，课本之外，广读中西文学之书，俨然望将来从事文学工作，而于世事似乎亦渐有所知，非糊涂蛋了。两进大学，三改主修，被校长兼文学院长训斥，在注册本上大笔一挥，写了一段话，大意谓该生于注册之后要求转系，可见术业之心不专，应多予以教育云云。一出校长室，我把注册本撕了，到注册课请求补发了一本。”
唐振常说自己那时“术业之心倒是专且工的”，只是他的“术业之心”是“堂而皇之地想着要用一支笔去战斗，以至于陈寅恪大师以为孺子可教，要我转读历史系时，我以‘我不是做学问的人’敬谢寅恪先生，只落了个副修历史。”不听寅恪先生的劝勉，倒不是因为要在主修的新闻上用功，“其实，四年之间，未曾好好读书，一心奉‘一二·九’时代宣称的‘哪里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至理名言，成天忙于搞运动，自以为颇有战士之慨。”晚年回顾，作者的体会是，“由此可见，校长的批语‘术业之心不专’还是对的。可悲在其时毫无此自觉，满以为革命即是理想，闹革命本身就是本领，制度一经改变，事业随之而至。”
事实如何呢？
“回想当年那种上指天而下划地，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的盛气，真觉可笑。革命诚然可敬，闹革命并非就不要本领，制度改变并不解决一切问题，更要靠本领足踏实地去做。当时没有这个认识，以至多年以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实在只成了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大字。”
也正因为此，一九九二年五月唐振常访美时，专程去康奈尔大学拜访当年训斥他的校长梅贻宝先生。作者还特意“说起这段往事，九十二岁的老校长自然对此毫无记忆，相与一笑。”
这么多年，这么多学生，加上这种“训斥”在当时的老校长不说三天两头，至少也是习以为常，加上“梅先生自一九四五年赴美讲学后，未曾涉足国门”，“违教四十有七年”，因此，尽管老校长“耳聪目明，绝无衰老之相”“与我忆旧，其记忆力表现出惊人之佳”，忘记当年曾经对作者进行严厉批评仍是必然的事，唐振常之所以在明知老校长肯定“毫无记忆”的情况下，仍要特意说起，自是这个块垒郁积于胸也久。
唐振常是抗战时期在成都上的燕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服务于《大公报》《文汇报》等新闻机构，也创作过电影剧本，经历坎坷。“文革”结束后，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近代史和上海史研究上颇有建树。不过，在读书界赢得声名的可能更多的是他忆人忆事的文化散文，或者说学术随笔。唐振常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到历史研究所已是五十五岁的年纪，作者自己说是“及老始有所悟，断然改行”，是实情。此时开始在历史研究上深耕，确实已晚了些。于是，“回想当年寅恪先生的劝告，惭悚之至。”多少有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意思。
回顾平生，唐振常对自己没有听从老校长的训导，没有专注术业，似乎不专一门、不名一家是有悔意的，至少对自己“一出校长室”就立即把注册本撕掉是很惭愧、很不好意思的。当年一心闹革命，以至于不听陈寅恪先生的劝“转读历史系”，而老来居然仍以研究历史为业，也终因改行太晚难有大作为而“惭悚之至”。其实这复杂的情绪当中，更多的恐怕还是遗憾、惋惜、懊丧和失落，当然也有自伤、自嘲，甚至自责。
作者自己总结，“回溯往事一段，既无悔当初之心，亦无以之为青年法的意思，是以用难说二字为答。”这样，那样，看上去是各有利弊、各有得失，所以不好说，也说不好。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往者已矣，就算说得清、道得明，又有何用？
唐振常之所以还要说说，旨在为青年人的成长提供参考和借鉴吧。亦仁矣。
作者系绍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