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翻译史、教育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重要人物，上虞人徐懋庸（1910—1977）自幼便展露出卓越的文学才情。他从乡村少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曾深得鲁迅赏识与教诲。
近日，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李先国教授等撰写的《徐懋庸传》出版。这是首部徐懋庸全景式传记，以日记、书信、诗词及后人口述为主要线索，生动再现其从乡村少年、文学青年到革命者、翻译家、教育家等的人生历程，力求还原其真实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记者 童 波
文学之路
李先国主要从事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他的讲述下，徐懋庸的一生徐徐展开。
徐懋庸原名徐茂荣，生于上虞区下管镇。幼年家贫，小学毕业后辍学。1926年参加第一次革命活动，后遭通缉，避往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致信鲁迅，引发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8年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56年至1957年间写下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打杂新集》。
本传记将徐懋庸的人生经历概括为执教如神、参加革命、求学劳大、受教于鲁、奔赴延安、执教“抗大”、辗转热河、鸣放杂文等18个部分，呈现了这位兼具文才与政治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勾勒了他从文学青年到革命者、从翻译家到教育家的生命轨迹，揭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人格发展与精神成熟的曲折过程。
精神力量
在撰写《徐懋庸传》过程中，李先国对这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的一生深有感触。
李先国介绍，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传记创新性地吸收三部分资料的精华：一是徐懋庸1924年的日记，二是徐懋庸一生创作的旧体诗词，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徐懋庸的两个女儿先后去北大荒农场后，徐懋庸给女儿及老家亲人写的家书。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徐懋庸的精神世界。”李先国说，徐懋庸是新旧文学接续传递的代表人物，他以《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怎样从事文艺修养》《文艺思潮小史》等文艺论著，参与建构了20世纪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范畴。徐懋庸还以自己的翻译实践诠释了“硬译”和“直译”的基本规范。更重要的是，徐懋庸的旧体诗词创作代表着新文学创作接续了传统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涵。
徐懋庸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榜样。1922年夏天，他高小毕业，虽无机会上中学，但曾经得到族兄徐叔侃课外辅导两三个月，在文学方面尤其受到徐叔侃的影响。徐叔侃经徐懋庸推荐当上小学教师后，他们成为同行。方山小学的校长、族兄徐用宾对徐懋庸也产生重要影响。徐用宾新办鹿溪小学时叫徐懋庸去当教员，
社会信息尤其是管溪之外的信息多来自徐用宾的传递。1924年的日记正是徐懋庸任教第二年时写的，记录了很多同仁对他的教诲，也记录了他深研古籍，炼字造句，走向舞文弄墨、赋诗填词的最初历程。
徐懋庸还在旧体诗词创作上用功甚勤。李先国说，徐懋庸上的是新式小学，但因为徐叔侃的引导，中年后其与吴则虞、吴晓铃等人的交游，以及个人勤于动笔、反复锤炼，为后世留下了两百多首旧体诗词。
徐懋庸还继承了儒家修身、齐家的优良传统。从徐懋庸的家书看，他是一个孝子、慈父。徐懋庸感念其叔父的养育之恩，感念其婶娘对其父母的扶养之恩，对堂弟及堂侄儿多有照顾。当事人虽未多言，但其遗留书信足以佐证。从现存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早年翻译《列宁家书集》的内容对于其个人革命意志和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育儿女的影响。
传承文脉
李先国从事徐懋庸研究已有18年，此前出版过《徐懋庸年谱》等著作。
谈及深耕徐懋庸研究、撰写传记的初心，李先国表示，徐懋庸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文艺史、越地文化史上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但其完整系统的传记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一名高校学者，梳理越地名家事迹、传承本土文脉、还原历史真相，是他坚持深耕该课题的初衷。
可以说，徐懋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提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绕不开徐懋庸。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徐懋庸写的《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刺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说，徐懋庸的杂文“确实是尽了自己对时代的责任”，“他那种流畅而又隽永的文风，在杂文创作中却是别具一格的，给当时繁茂的杂文创作园地又增添了新的异彩”。
撰写《徐懋庸传》有何意义？
李先国认为，一是深化徐懋庸研究。本传记突出徐懋庸的作家、编辑、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学者等身份，具有原创性。二是补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传记因传主徐懋庸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许多的现象和事件，对此作出理性的解释和评价，可使许多语焉不详的问题得到一定的廓清。三是传播区域文化。徐懋庸是绍兴籍重要作家，他的创作与文化活动浸润着越文化的因子，本传记在着力阐释徐懋庸的创作活动、编辑生涯、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同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透视越文化对徐懋庸的滋养，这可以为区域性文化研究留下一幅别致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