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茹晨鸿
8月29日，东方读书会第42期暨“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上海中版书房长宁店开讲。
本次讲座以《现代写作的诞生：以青年鲁迅的写作教育为对象》为题，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秘书长王嘉军担任对谈嘉宾，从“写作教育”的独特视角，梳理青年鲁迅的文学成长轨迹，探寻现代汉语写作的生成密码。
一
这是一场有“前言”的讲座。在“关于鲁迅”系列第一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由著名的“幻灯片事件”讲起，分析了鲁迅文学中“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回答的是“鲁迅的文学从哪里来”。本讲则把追问再进一步：一个读过私塾、进过新式学堂、又东渡留学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炼成“文学家鲁迅”的？黄平把鲁迅的写作教育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私塾启蒙期。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日常的“对课”训练是他最早的文字功课——老师出“红花”，学生对“绿叶”，在平仄对仗的反复练习中，古典汉语的诗性语感悄然内化。除了《鉴略》等正统蒙学读物，鲁迅还自主阅读《山海经》这类带插图的“闲书”。黄平在现场谈到，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课外阅读，恰好弥补了传统蒙学的刻板单一，为鲁迅日后的文学想象早早埋下了种子。
第二阶段是新式学堂期。进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后，现代科学教育为鲁迅打开了全新视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更是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断震动了青年鲁迅，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顺应环境的层面。黄平特别强调，鲁迅从《天演论》里读出的不只是“顺”，更有“争”的内核——与天相争、主动突围的精神。正是这种抗争意识，让他超越了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独立的价值立场。
第三阶段是留日转型期。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原本以医治国民身体为志向，却因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彻底改变人生方向。当看到画面里中国人围观同胞被处刑却神情麻木时，鲁迅深深意识到，医治精神麻木比医治身体病痛的需求更为迫切，由此毅然弃医从文。黄平分析，这一转折远不只是职业选择的变化，结合当时日本文艺思潮与近代知识分子的革新探索，鲁迅重新定义了文学价值，将文学从单纯的表达工具，转变为启蒙民众、重塑精神世界的实践载体。
二
弃医从文之后，鲁迅在1907年至1908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言论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摩罗诗力说》。在本场讲座中，黄平提出核心学术观点：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
“摩罗诗人”指的是拜伦、雪莱等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鲁迅推崇他们“争天拒俗”的品格——敢于向旧秩序发出挑战，敢于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在鲁迅的认知里，写作的“新”从来不是技巧上的花样翻新，而是“心灵”的觉醒。他主张文学要发出真实的“心声”，打破“铁屋子”般的沉默，唤醒沉睡的国民精神。
结合当下写作生态，黄平在现场也提出了冷静的反思：如今存在一种“空心人”写作，文字技巧娴熟，辞藻华丽精致，内里却没有灵魂、没有立场、没有态度。在他看来，创意写作的本质应当是“有心人”的写作，先有心灵的觉醒与精神的站立，才有真正有力量的文字诞生。重技巧而轻思想、重形式而轻内核的创作，终究无法抵达文学的本质。这一观点引发了现场读者的共鸣。
三
在对谈环节，王嘉军从哲学与比较文学的维度，为这场关于写作教育的讨论注入了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让“写作何以塑造人”的命题更加清晰。
王嘉军结合尼采的“永恒轮回”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谈道，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功利目的，而是像孩童游戏一般，源于内心的表达冲动，享受创造本身的价值。鲁迅的写作正是如此：不求外在的回报与赞誉，只回应内心的呼唤与现实的刺痛，在持续书写中完成精神的生长与突破。
他还将鲁迅的创作理念与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自我信赖”精神作了对照。二者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强调创作者要立住主体性，既要扎根自身的文化土壤，又要以开放心态吸纳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养分。在王嘉军看来，鲁迅的文学之所以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正是因为他不盲目追随西方，也不全盘否定传统，而是牢牢立足于自身文化根脉，博采众长、自成一格。
讲座最后，王嘉军引用古罗马学者朗吉努斯的名言“崇高来自伟大心灵的回响”作结。
在两位学者看来，现代写作的诞生，是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自我与世界持续对话的结果；写作教育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遣词造句训练，更是塑造人格、锤炼心灵的过程，技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但作品的高度、深度与温度，最终取决于创作者的精神格局与人格力量。
本次讲座以青年鲁迅的成长轨迹为切口，打通传统文学教育与现代创意写作的内在关联，为当代文学创作、写作教育革新，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参照与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