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山飞翼楼今景。 通讯员 陶建军 摄
绍兴宛委山飞来石上有一块刻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的摩崖石刻，碑文为“高绅，与子同游”，而在这块刻石的右侧还有一块天禧二年（1018）的碑刻，题名居然也有“高绅”，而且是同石双题，字体还一样。看来他对越州有非同一般的感情，所以一游再游，一题再题。那么，高绅是谁呢？他在越州有哪些事迹呢？
高绅，江东人（一说今浙江人），生活于北宋太宗至仁宗时期。太宗至道二年（996），初入仕途，担任秘书丞、直史馆。据嘉泰《会稽志》载：“高绅，天禧元年（1017）四月，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馆、知越州”，于天禧三年七月致仕。他虽在任仅两年，却政绩斐然。
他推行宗教改革，禁止僧尼受父母拜礼。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天禧三年，高绅向朝廷上奏：“当州僧尼既受戒，还家即受父母拜礼。伏以为臣为子，忠孝之道居先；在家出俗，怙恃之情匪异。且子于父母，恩报皆一，在儒书则曰昊天罔极，在释教则曰恩重莫报，安可用小加大，使卑逾尊？”他认为，无论在家还是出家，子女对父母的恩情回报都是一样的。儒家经典强调父母之恩“昊天罔极”，佛教也认为父母之恩“恩重莫报”，怎么可以用小辈来凌驾长辈呢？他特别指出，瓯越地区僧俗相半，民众沉溺于宗教信仰，已经忘记了尊卑秩序。因此，他建议朝廷参照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的做法，禁止僧尼接受父母礼拜。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奏可，违者重决罚之。”可知，高绅的奏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并对违反者予以重罚。在当时佛教盛行的背景下，僧尼接受父母礼拜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家孝道的一种挑战。其实，高绅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儒家伦理秩序，限制宗教势力的过度扩张，其后有深厚的儒家思想背景。
他注重文化建设，改造望海亭为五桂亭。望海亭位于府治卧龙山（府山）顶，是越州的一处重要景观。据宝庆《会稽续志》记载，该亭在唐代就已存在，元稹、李绅等诗人曾在此赋诗，说明其在唐代就是文人墨客聚会宴饮的场所。相传，该亭的旧址是春秋时期范蠡所建的飞翼楼，并有“以压强吴”的军事瞭望作用。
高绅到任后，在望海亭旁种植了五棵桂树，并将其改名为五桂亭。据《舆地纪胜》记载：“祥符末，州将高绅植五桂于亭前，易名曰五桂。”“祥符末”应为“天禧初”之误，因为高绅是在天禧元年才到任知州的。高绅将望海亭改名为五桂亭，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桂树具有高洁品格、科举及第、吉祥如意等多重象征。高绅选择在这座名亭前种植桂树并改名，也许寄予了对越州士子的美好祝愿，这既提升了亭台的文化品位，也为州城增添了一处富有诗意的人文景观。
后来，亭废，桂树也不复存在。宋嘉祐中，刁约增扩旧址再建，恢复望海亭之名，并亲自作记。南宋嘉定十五年，汪纲又重修。明清时期望海亭被改名镇越亭、越望亭，“而郡人仍称为望海亭”。1997年拆亭建楼，复名飞翼楼。然而，高绅的“五桂亭”虽然历时不久，却在绍兴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他收藏、传承王羲之《乐毅论》。据《梦溪笔谈》记载：“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本朝入高绅学士家。”高绅对此石刻珍爱有加，将其视为家族珍宝，但后来不幸被火烧毁，导致原石刻失传。到了南宋时期，越州石邦哲重金搜求旧本，摹刻入《博古堂帖》，被称为“越州石氏本”。通过越州石氏的摹刻，《乐毅论》得以保存和流传，而作为《乐毅论》石刻的收藏地和摹刻地，越州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既提升了其在全国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也体现了越州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据记载，天禧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高绅离任越州，而他与子同游的石碑落款时间为“天禧三年七月八日”。由此可知，这次游山并题名是他离任前带着儿子举行的一次重大活动，或许充满了高绅对越州的偏爱与不舍，并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