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南宋绍兴教育兴旺。AI制图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兴旺的教育。
有宋一代，重文兴教，南宋尤甚。南宋时的绍兴，教育更加普及，科举更加发展，与城市的辉煌、经济的兴旺形成了互相促进交相辉映、良性循环之势，教育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地方官学空前发展
一是硬件设施日臻改善。绍兴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入宋后，地方官学进一步兴盛。至南宋，府县两级官学制度更加完善，规模更加扩大。
绍兴府学始建于唐代。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府吴芾重修。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知府汪纲又大加增葺。在府学的影响带动下，县学得到明显加强。
山阴县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知县赵汝駉请于府，得拨缗钱30万，使县学设施大为改善。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知县林顺再作整修。
上虞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南宋初，知县叶颙等进行扩建修缮。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县刘管重修。
嵊县县学始建于唐代。后几度兴废。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县应彬重修孔子殿。继任范仲将、姜仲开陆续增修，至绍兴五年（1135）全部完工。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县尉谢深甫再作提升完善。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知县史安之重建，为屋百区，规模宏大。
新昌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宋高宗绍兴十四年，知县林安宅重建。
诸暨县学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县李文铸重建。后提刑王厚之又整治改造周围环境。
萧山县学初建于北宋后期。南宋初，知县陈南重建。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拨缗钱30万、米数十石大修。
余姚县学于南宋初，由余端礼、赵子萧、赵公豫等守臣相继整修。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增置射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扩建，筑围墙，增学田，置书甚备。
南宋时的绍兴，是除临安外，地方官学办得最好的地方。难怪宋嘉泰《会稽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
二是官民子弟一视同仁。生员员额，大县五十人，次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生员来源，已基本上没有出身和等级的特定标准，普通百姓子弟也能入学。这是个重大的进步，为平民登科、寒门入仕、英才迭出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是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小学层次的启蒙教育，主要教材为汉代的《急就章》、唐代的《太公家教》及王应麟的《三字经》《蒙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内容包括识字、写作等语文常识，天文、地理等自然常识，生产、生活等社会常识，言行、举止等伦理常识。大学层次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经学、诗赋、策论等知识。其中经学采用统一教材。南宋后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著作成为法定的官学教材。
四是教育管理责任到人。主要由州学教授和县学学长负责，另有学谕、直学、斋长、斋谕等事务性学官各司其职。
五是教育经费制度保障。一方面，由官府拨款提供。另一方面，是设置学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史浩任绍兴知府后，多方增置学田，后为守臣仿效。学田来源为官府划拨公田、官府购买民田、民间捐献等。
南宋对各级官学的重视，是强化和传承天下一统观念的现实需要，是朝廷力量与地方政绩的政治展示。
民间教育空前活跃
府县官学规模、员额毕竟有限，所以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子弟而言，主要还是接受形式多样的民间教育。
一是家学——在家庭、家族内部进行的教育活动。以言传身教为最大特色，除传授知识外，特别注重人品教养、兴趣引导。
如以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学兴盛，名人辈出。新昌石氏一门，家庭教育成效尤为显著，到南宋中期，先后登第者达29人。上虞人李高，原籍山阴，“诲时辈以忠孝”“诸子皆躬自训导，不以家事累之”。后来其子李光、孙李孟博不负众望，皆登进士第。
二是私塾一私人从事的教育活动。其中，受聘于富家大族，专授其子弟的，称“家塾”或“族塾”。受聘于一村而设馆授徒的，称“村塾”。自行择地设馆，招收弟子的，称为“门塾”。
私塾塾师多为未入仕或无意仕途的士人，其中不乏硕儒名流。后来担任绍兴签判的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就曾就聘于嵊县周汝士家塾。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汝士第进士，延十朋居家塾，宾师其弟子”“后周氏登科相望，大都出十朋之门”。南宋时私塾村校已经遍及城乡，教育得到了普及。
三是义学——民间举办、面向贫穷孤寡家庭子弟的教育活动。宋代绍兴义学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贤士乡绅创办，多由创办人亲自教授或延请硕儒名流讲授，因而出现了学者众多、学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
如南宋初，嵊县人周瑜创办渊源堂义塾，曾聘王十朋为垫师。同县人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义塾，先后请理学大家朱熹、吕祖谦讲学。新昌石待旦于北宋时创办的石氏义塾，新昌陈祖、陈雷祖孙创办的桂山义塾，山阴韩度创办的相韩义塾，嵊县姚景崇创办的姚氏义塾，嵊县王恺创办的金庭义塾，都很有影响。
石待旦进士出身，范仲淹知越州时，特请其主持稽山书院。先后受学石氏义塾和稽山书院的石待旦门生，后来有76位登进士第，更有文彦博、杜衍、吕公著、韩绛等登上了相位。
义塾的大量出现，是好人愿意做好事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绍兴教育体系完备的体现，更是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体现。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
书院教育空前繁荣
书院初现于唐代，兴起于宋初。南宋时，学术思想繁荣，不同流派的学者往往以书院聚徒讲学，扩大影响；书院因此而大兴。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南宋占了310所。绍兴成为南宋书院教育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一是数量多。如由理学大家程颐弟子尹焊，于宋高宗绍兴十年创办的和靖书院；南宋初，由周瑜创办的渊源堂义塾发展而来的渊源堂书院；宋孝宗淳熙四年，经略使、李光之婿潘铸创办的月林书院；淳熙年间（1174—1189），吕规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竹柏勤创建的竹楼书院等。
二是名气大。宋孝宗（1163—1189在位）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府城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及嵊县的石鼓书院、鹿门书院等讲学，又在上虞西溪湖滨注《大学》《中庸》章句。南宋前期事功思潮的代表陈傅良，在绍兴多个书院从事讲学活动。
三是主旨明。与官学和私学教育主要面向科举的情况不同，南宋时绍兴的书院教育，特别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倡导古今相通、经世致用的学风。
朱熹强调读书要有疑，从有疑到无疑才是真正的学习，才是真正的进步。“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一度在浙东地区颇为盛行的事功思潮，更是主张讲实事、究实情、求实效、谋实功。书院的这种主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科举成绩空前提升
地方官学、民间教育、书院教育共同发力，造就了会稽教育天下“为盛”的喜人局面。教育的会稽“为盛”，换来的是科举的会稽“为最”。教育空前发展的直接效果，是科举的空前发展。
南宋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科考，分三级进行。先是州府试，亦称发解试；再是省试，亦称礼部试；最后是殿试，亦称皇帝试。发解试的场所，称解试贡院。
绍兴以前的考试，都在寺院进行，既不严肃，也不方便。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知府史浩发起，动工兴建贡院，后任蒋芾继之。至乾道九年知府钱端礼时，历经4任的努力，终于建成。
新建成的贡院，规模宏大，功能齐备，前所未有，“东西重庑，为屋百楹，考阅有厅，宴止有房，誉书、糊名两舍对峙，中门、外门规制屹然。选举盛观，此邦自承平时所未见也”。至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知府汪纲又对贡院做了扩建改造，增屋30间，院内外地面都铺装了石板，坦然如砥，焕然一新。
为祝愿来此应试之士能高中榜首，人们将贡院之门称为“龙门”，将院内的两座石桥称为鲤鱼桥与锦鳞桥，寓意“鲤鱼跳龙门，入仕披锦鳞”。而今，见证了科举辉煌的锦鳞桥还保存在绍兴古城的西北处，而鲤鱼桥已改为徒有其名的钢筋水泥桥，实在是一件憾事。
贡院的建成，极大地吸引了好学的士子，应试之士不断增加。“自贡院之新，士皆乐其弘敞。然近岁案几犹栉比，盖会稽儒学日盛而试者亦寝多矣。”到南宋中期，每次朝廷开科，绍兴府举试者常常多达6000人，由是登第者之众，为其他州府所少见。
根据《绍兴市志》的记载，有宋一代，越州一绍兴府所属其中的山阴、会稽、上虞、嵊州、新昌、诸暨六县，共有进士630位。其中：文科618位，武科12位；北宋188位，南宋442位。北宋时平均每年登科1.12位，南宋时每年登科跃升到了2.29位。而此前的五代文武进士才9位，更前面的唐代为12位，此后的元代也只有24位。
再从状元情况来看，据《绍兴市志》和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等记载，南宋时绍兴府共有7位状元，他们是：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的石公辙（特奏）、高宗绍兴十八年的王佐、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詹骤、宁宗庆元二年（1196）的莫子纯（因有官，充第二）、宁宗嘉定四年（1211）的石继喻（特奏）、理宗宝祐元年（1253）的姚勉（一说瑞州高安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方山京（一说庆元慈溪人）。南宋共有状元49位，绍兴占了全国的14%多；以187个州府来平均，则每个州府为0.26位，绍兴是平均数的27倍。
由此可见南宋时的绍兴，在全国所有州、府中，教育质量之高，科举成绩之好。其实，这在当时修纂的嘉泰《会稽志》上，就已经得出了定论：“国朝崇儒右文，眠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林盛美，会稽为最焉。”
南宋时绍兴教育的空前发展，使绍兴科举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既向全国展示了耕读之乡教育科举催人奋进的雅韵，又为绍兴提供了思想文化发展的知识基础与人才基础。
（节选自《绍兴与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