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望独出万山雄
宋允楷
在会稽山脉中，秦望山独傲群峰，王阳明称其为“秦望独出万山雄”，民间也有“香炉总算高，不及秦望一层腰”的谚语，也许正是秦望山的高耸雄奇契合了秦始皇的雄心，他选择在此远望南海。
秦始皇南巡会稽，坊间相传，名义上是祭祀虞舜和大禹，其实有平复“天子之气”之意。彼时的秦朝，北筑长城，南取百越之地，废了先王之道，焚了百家之言，“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然而稳固的只是关中，地处江南的“蛮夷”越族，始终游离在中原文化之外，文化上的独立，人心的游离，意味着属于会稽郡的越地依然没有完全归顺秦朝。所以，秦始皇南巡会稽，是以帝王之尊强调越地是秦国的郡属。
当然，宣示主权是需要策略的，他采用了祭祀大禹和刻石颂德的方式。礼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秦始皇将祭禹提升为国家层面的礼仪制度，可以理解为皇帝对越地的一种安抚。更重要的是，一统中原的秦始皇特意来越地的大禹陵祭祀，就透示出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同源性认定，或者说越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支脉，从而将越文化纳入中原文化的体系之中，越文化的独立性自然被剥离。李斯撰写的铭文，是对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合理性的解释，颂扬了秦始皇“兼听万事”“运理群物”的明君气质，以及“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的治国功绩，并顺利地过渡到普通百姓要移风俗、听王令，遵守法度等宣传教化的规训内容。
文化维度是一种策略，移民是更为强硬的措施。移民是秦国在扩张和建国过程中的常见手段，对越国，秦始皇也同样用人口迁徙的方式瓦解其独立的文化体系。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说：“秦始皇至会稽，徙越之人于乌程”，乌程在现在的湖州；东汉《越绝书》也记载秦始皇在会稽之时，将越人迁至乌程、故鄣（今安吉县）、余杭等浙西地区，降低了越族人在越地的聚居密度，失去了人员密集基础的越地文化、风俗自然被削弱；同时，天下的有罪之人、被贬谪的官吏则被迁入越地，以充实越地的人口，这些外来移民带来了其他地域尤其是中原的文化，随着这些移民的扩散和定居，华夏文化逐渐在越地滋长，并终而取代越文化成为越地的文化主导。
由此，秦望山不仅是越地的一个地理地标，更是越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标志之一。
历史有其吊诡之处，秦始皇刻石以自夸，后代文人追忆这段历史之时，却常常哀秦之过。王十朋的“秦碑夸大颂功德，埋没草莽无人知”，陆游的“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诗句中不仅毫无秦始皇登临秦望山的豪情，更无非凡业绩的颂扬，而只有对秦始皇自矜功德的不满和施政的批判。李斯的刻石也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知所终，现存于大禹陵碑廊的《会稽刻石》碑，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绍兴知府李亨特根据元代申屠氏的翻刻本重新找人刻写的。尽管几经翻刻，原文的风韵神貌会有所流失，然而从书法上看，碑文依然姿态浑厚，笔致工整，线条圆健，表现出秦朝小篆文字古劲厚实、平稳和谐的美感。于是当文字讲述的功德消泯在历史的诸多评说之中，承载文字的书法却穿越时空流传至今。
秦望山终究是一座自然的山峦，它的“气连沧海阔，光绕越山多”“谿壑争喷薄，江湖递交通”的自然景致是对文人雅士最朴素的吸引。
王献之的故宅云门寺就在秦望山麓南侧，是与兰亭呼应的书法传承之地；沿着浙东唐诗之路走来的诗人们，不由自主地走进秦望山的自然和历史，在层峦叠嶂中触摸“秀且雄”的秦望山风景，由风景生发对历史的慨叹；画家陈洪绶在明亡之后也曾避乱云门寺，隐居秦望山，获得了纷乱年代的宁静生活，并最后埋骨于秦望山麓。
在历史的演进中，秦望山被附加了诸多的文化内涵，而在现实的空间中，秦望山的文化附加又被逐渐地剥离，以自然原生的方式进入民众的视野，并被民众认可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