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沈佳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名片
陶健，今年86岁，绍兴越城人。1959年从绍兴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成为绍兴第一代15名交通警察之一。从警42年，他参与侦破1993年“4·20”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等多起案件，现任绍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委员会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近日，“越地尘光——绍兴历史影像展”在市文史研究馆展出。展厅里，一张摄于1960年的老照片，让不少参观者停下脚步。照片中，13个年轻人身着制服，身姿笔挺，眼神清亮。照片右侧，是一列娟秀的字——“友谊之花一九六〇年十月”。
这是绍兴第一代交警的合影。照片中第二排左起第三个，就是当年才19岁的陶健，也是这张老照片的主人。
66年后，记者循着这张老照片，敲开了陶健的家门。开门的就是他本人——白色鸭舌帽，腰背笔挺，一双眼睛亮得不像86岁的人。他利落地转身，引我们进屋，声音洪亮，步子稳当，讲到年轻时站岗的事，便站起身，手臂一挥——那个站在解放北路指挥交通的年轻人，仿佛从未离开。
15个人
古城交通的“全能哨兵”
1959年秋天，18岁的陶健从绍兴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停办）毕业。那一年，绍兴市公安局决定组建第一支专业交通管理队伍。1000多名毕业生中，仅录取15人。
选拔标准近乎苛刻。政治成分清白，在校成绩优异，身高一米七以上。“得熟悉路，哪条巷弄通哪里，哪座桥坡度大，心里要门儿清。”陶健记得很清楚，选拔考核时，队列、射击，军事科目考核样样不落。最终，11男4女入选，组成绍兴交通警察班。这群年轻人，成为古城交通管理的“原点”。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朴素的绍兴古城交通图景。路面上跑的是手拉车和自行车，满街丁零零的车铃声里，仅有的两辆松花江牌公交车格外醒目。“一辆红，一辆绿，老百姓叫它们‘红松’‘绿松’。那是全城最先进的代步工具。”陶健回忆道。
15人的队伍被打散到解放北路四个路口：大江桥、水澄桥（今胜利路口）、县西桥（今县前街口）、清道桥（今东街口）。每岗3人，两个小时一轮换。没有红绿灯，没有电子设备。维持秩序，全靠一根红白相间的指挥棒，一双眼，一张嘴。
说到兴头上，陶健站起身，右手虚握，仿佛抓住那根久违的指挥棒，手腕发力，右臂平举，划出利落的弧线，转体，收势，一气呵成。86岁的他身体依旧挺拔如松。“夏天站岗，后背湿得能拧出水。帽檐往下滴汗，脸上晒脱一层皮。”他笑着摆手，“冬天更难熬，冷风顺着领口往里钻，手冻得发僵。搓两下，哈口气，接着挥。”
早年的交警，工作远不止交通。用陶健的话说，“马路边上的事，我们都要管”。
绍兴是水乡，桥多。解放路沿线几座桥，坡度不小。拉手拉车的百姓过桥，常常拉到一半就没了力气。陶健和同事执勤间隙，总会跑过去搭把手。手扶车帮，掌着车把，身体前倾，脚底蹬地。“有的车装煤球，有的装砖瓦，重得很。推到桥顶，人家回头一笑，说声‘谢谢警察同志’，心里就热乎了。”他语气依然坚定，“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看见了，总不能不管。”
这种“看见了就不能不管”的本能，贯穿了陶健的整个职业生涯。找孩子，送老人，推车子。整治占道摊贩，也不简单驱赶，而是一遍遍沟通，帮他们找到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不能光讲法律，得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没有监控，靠蹲守“破案”
陶健与百姓打交道的能力，日复一日在街头磨出来。但在真正的事故面前，需要的是另一种素质。
1993年4月20日凌晨，一声刺耳的撞击声划破寂静。红光绸厂一名下夜班的工人在人民路口被撞倒，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逸，现场只留下几片转向灯玻璃碎片。
时任副支队长的陶健带队接手调查。难题摆在面前：没有监控，唯一目击者对车辆颜色的描述相互矛盾。有人说是黄的，有人说是红的。事后才发现，路边广告牌在路灯下造成视觉偏差。从几片碎片入手，拼凑出车型：蓝色龙江牌农用四轮车。
经过七天七夜的排查蹲守，警方终于在其再次驾车经过人民路时截停肇事车辆，将其缉拿归案。
另一起事故，刻在陶健更深的记忆里。1992年，上虞三角站附近。一辆温州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因超速侧翻起火，有人遇难，遗体辨认极为困难。陶健在现场处理全过程：丈量现场，分析痕迹，认定责任，比对DNA，安抚家属。“三个工作组同时运转。每一个遇难者的身份，都得查得明明白白，给家属一个交代。”
从推车过桥，到侦破逃逸大案。从寻找走失孩童，到处置交通事故。这就是那一代交警工作的真实图景。技术简陋，装备原始，没有监控可查，全靠现场丈量、相机拍照、走访群众做笔录。但他们用一双脚、一张嘴、一份耐心，把法律正义、“人民警察”等写进了古城百姓心里。
从警40余年，陶健经历了从人工指挥到信号灯控制、从经验管理到数据化管理的全面转型。谈及如今的技术应用——监控覆盖全城、无人机巡航、人脸识别系统等，他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我们那会儿破案靠腿、靠嘴、靠蹲守。现在技术先进了，但责任心不能变。时代往前走，交警要学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不学就跟不上。”
这份对生命负责的劲头，让那一身制服所承载的信任，始终未曾褪色。
绍兴首台交通信号灯
1979年2月，解放北路城北桥十字路口，绍兴历史上首台交通指挥信号灯亮了。
为什么选在这里？陶健的解释很直白：“那是绍兴的北大门，所有进城的车都得从这儿过。”
作为解放路北端跨越环城河的核心节点，城北桥北端直接衔接东西向过境的104国道（当年的环城北路城区段），是古城北向进出的咽喉要道。从杭州、宁波、台州、上虞来的，所有方向的车辆都在这个路口会集。陶健记得清楚，那会儿城里其他地方车少得很，唯独城北桥路口一天到晚不得消停，“火车站在西边，汽车站在旁边，轮船码头也不远，人下车下船，全涌到这个路口来。”人流、自行车、机动车搅在一起，交通异常繁忙，事故也比其他地方多。仅靠交警站在路口挥指挥棒，实在扛不住了。装信号灯，势在必行。
四组信号灯分别立在路口四个方向的水泥电线杆上，红黄绿三色，嵌在直条形的水泥灯体里。设备落成了，新问题也跟着来了，陶健和同事们发现：当时很多老百姓根本不认这玩意儿。
“红灯停、绿灯行”，如今连幼儿园孩子都懂的规则，那时是一张白纸。陶健和同事进单位、进学校，一家一家讲。“记得我们找了鲁迅小学，组织了一群孩子当交通安全宣传员。”他笑着回忆。这办法看着笨，但管用。孩子们回去跟父母说、跟邻居讲，交通规则的意识就这样一点一点传开了。
从习惯走路到学会等灯，从盯着交警手势到接受信号灯无声指挥——绍兴人的交通文明，就是从城北桥这盏信号灯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此后，交通信号灯从城北桥出发，向古城核心区延伸：解放北路胜利路口、人民路交叉口……一个一个路口亮起来，然后铺向郊区。直到2000年前后，城市道路几经扩建，信号系统全面升级，那些嵌在水泥杆上的初代信号灯才陆续退役。
赴上海买回标准岗亭
如果只是在路口站几年，陶健看到的绍兴也许变化不大。但他一站就是40多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恰好和一座古城的交通现代化踩在了同一个节拍上。
1959年刚上岗时，陶健眼前的那条解放北路，最窄处不过三四米宽，两辆板车对向驶来都要小心避让。路面的主要“交通参与者”，是手拉车、自行车和零星的行人。
变化是从微小处开始的。1971年，绍兴交警重新组建交通队。彼时陶健接到一个任务：去上海购买标准岗亭。
“那时候听说上海有标准岗亭，下面是水泥座，上面是白铁皮和玻璃做的，能遮风挡雨，我们就决定去买一个回来。”陶健回忆说，自己赶到上海，找到了生产厂家，把那个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岗亭运回了绍兴。
这些岗亭，一站就是将近20年。从露天站岗到有了遮风挡雨之所，古城交通管理迈出了从“人站路口”到“设施辅助”的第一步。
“长大”的古城，“进化”的市民
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快涌到了绍兴的路面上。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绍兴的机动车数量开始明显增长。陶健站在路口，看着路上的四轮汽车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起初一天也见不到几辆汽车，到上世纪80年代，路口等灯的车能排起队了。”路不够用了。解放路从三四米宽开始，一扩再扩，双向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人车分流、双向隔离这些现代化道路设计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绍兴的城市规划中。
1985年，陶健到北京进修。课堂上，专家详细讲解了“绿波带”概念——主干道上通过信号灯联动协调，让车辆按一定速度行驶时可以一路绿灯。进修归来后，“绿波带”概念在解放路、胜利路等主干道逐步推广。
“以前我们管交通，是经验式的。哪个路口堵了，人就往哪派。‘绿波带’不一样，它把整条路当成一个系统来看，讲究的是科学规划和数据支撑。”临近退休，陶健仍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学习电脑操作。
交警队伍，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最初15个人管四个路口，到如今发展到上千人的专业化队伍；从一个人既执勤又管车又处理事故的“全能型”模式，到后来细分为路面铁骑、车辆管理、事故处理等专业岗位——人多了，活细了，装备先进了。
但变化的不只是硬件。当记者问陶老，这几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时，他想了想，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是老百姓。”
在陶健看来，路可以三五年拓宽，灯可以一两年装完，系统可以不断升级。但一座城市的交通文明——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规则意识——需要几代人接力，才能慢慢长出来。
站在一座城市的路口，陶健亲眼见证了这座水乡古城，如何在时光中一寸寸长高、长宽、长大。而他自己，也和这条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起，成为绍兴城市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年轻时的陶健在岗位上。
当年104国道从绍兴古城边上穿过。
1960年10月，公安局交通班合影。他们是绍兴第一代交警。
今年6月，陶健和妻子在杭州西湖景区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