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新虹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曾说，杭州这座城市被誉为人间天堂，我一直觉得杭州的美之于中国，相当于《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艾伟把整个杭州当作小说的舞台和起点，细腻描述了这座美丽温润的城市和人们的生活，呈现时代的风俗与变迁，长篇小说新作《春歌》正是因这一愿望而写就。
艾伟的小说以苍劲的笔力和优雅的艺术气质见长。他擅长依托扎实的叙事、敏锐的洞察力，展现人性的幽暗图景，在罪案、记忆、创伤的交织中，叩问普通人的精神困境。《春歌》延续其一贯的创作底色：罪与罚、爱与善、坚守与自省，写尽普通人难以挣脱的执念，以及艰难求索的自我救赎。
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绵延至今，横跨40余年时代变迁。在江南的烟雨画卷里，小说以一桩尘封数十年的梨园旧案为线索，牵出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轨迹。众人命运如同丝线般相互交织，织就了一幅格局开阔、宛若星图般浩瀚的人性图景。
古老的江南小镇，流水悠悠，石桥横卧，粉墙黛瓦，临水而居。这是昆曲名角徐尹春生命萌芽的地方。她与邻家少年范文卿一起长大，互生情愫，塘栖古镇留下两人最美好的少年时光。成年之后，徐尹春先后经历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范文卿意外离世；第二任丈夫商人黎彼得，同样离奇身亡。两任丈夫接连死去，流言迅速席卷杭州城，所有猜忌的矛头纷纷指向徐尹春。坊间传言她命硬克夫，更有甚者揣测她蓄意谋害，铺天盖地的偏见与非议，裹挟了她漫长半生。多年以后，刑事法官宋芝桓重启旧案调查。他四处寻访当年的亲历者，在不断提审、走访、复盘往事的过程中，层层迷雾之下，真相缓缓浮现。
艾伟坦言，《春歌》是一部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美学致敬的作品。在这部以杭州为叙事空间，承袭《牡丹亭》《白蛇传》千年情韵的长篇小说中，“人”始终是最耀眼的部分。作者叙事手法颇具巧思，不急于批判、赞颂或是反讽，而是运用多线叙事与五重视角，深入人物幽微的情感与内心世界。温润绵密的文字，细细勾勒出长达半个世纪的人间传奇，道尽执念与宽宥、创伤与救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小说核心人物徐尹春的人生际遇，不由得让人想起《主角》中的忆秦娥。两人骨子里深藏对戏曲的热爱，有着女性独有的隐忍与倔强。戏台之上，她为爱奋不顾身，演尽白素贞的痴情与不屈；戏台之下，她独自背负满城流言，承受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吞咽下生活施加的苦楚。戏梦人生，“她这一生和白素贞紧紧绑在了一起。她就是白素贞的化身。”舞台成为她灵魂的避难所，戏里的悲欢，容纳了现实里无处安放的万千情绪。
江南风物依旧，杭州的人间烟火里，艾伟塑造出一位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徐尹春并非纯粹柔弱、全然无辜的受害者。她性格执拗，惯于隐忍，心底也藏有难以言说的私心与局限。作者刻意摒弃“完美受害者”的通俗人设，将她塑造成戏与人生相融、深情与执念共生、不完美却极具真实力量的女性。正是这种不扁平化的塑造，让人物摆脱流于表面的廉价同情，拥有沉甸甸的真实感，也赋予整部小说丰沛而朴素的力量。
同一桩往事，经由徐尹春、宋芝桓、年轻后辈等不同当事人反复讲述。每一段叙述，都带有讲述者自身的情感立场、认知局限与记忆滤镜。宋芝桓既是串联所有当事人、打通多重叙事视角的核心线索，也是最终看清人性边界的旁观者。如果说徐尹春象征困于往事、沉溺执念之人，宋芝桓便是理性的代表者。长期的司法训练，使他处事克制、内敛、审慎，试图以法理打捞真相，最终却完成深刻的自我启蒙。他自身同样背负精神创伤：初恋留下的遗憾、原生家庭的隔阂、亲人离世的怅惘。在持续走访、拼凑碎片化往事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困在属于自己的记忆牢笼里，回忆之中掺杂着私心、恐惧与经年累月的情感修饰，绝对客观的真相几乎难以寻觅。
小说跳出悬疑类型文学的框架，并不执着于追寻案件真相的终极答案，而是借宋芝桓的心路蜕变，抛出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命题：人应当如何与创伤共处？当浓烈执念与理性规则相遇，又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
小说扉页上，南宋僧人慧开那首耳熟能详的偈诗，某种程度上正是《春歌》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这人世间，有人伤春悲秋，有人惧热畏寒。历经爱恨生死与荣辱得失之后，唯有放下执念，接纳遗憾，方能寻得内心安宁，唱响属于自己的生命春歌。
作者系绍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