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宛委山飞来石，因其上有唐代贺知章龙瑞宫记刻石而闻名于世。其实，飞来石上面遍布自唐至清摩崖石刻近30幅，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虽然因时间久远，有些已风化，残缺不全，但仍是至宝。其中，有一方摩崖石刻为北宋天禧四年六月《阳明洞射的潭投龙简记》，为任布等人题刻。那么，任布何许人也？他在越州都有哪些故事呢？
任布（975—1050），字应之，河南洛阳人，为后唐宰相任圜四世孙，进士出身，历任安肃军判官等职。北宋天禧四年（1020），以清廉被寇准特别推荐为越州知州。据《宋史·任布传》载：“时越州守阙，寇准曰：越州有职分田，岁入且厚，今争者颇众，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知州为一地最高长官，依宋代礼制，新官到任，岁时祈安，例有祭山告神之仪。宛委山阳明洞天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十洞天，历来为朝廷与州府致祭重地。天禧四年六月，任布带领着一众官员，在皇帝派来的宦官指导下进行投简祭祀祈愿活动，并留下《天禧年阳明洞射的潭投龙简记》。
该投龙简记刻于贺知章《龙瑞宫记》之上，正文14列，每列14字左右，正文后有落款3列，字的大小比正文小。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漫漶不清。记文主要内容为：“国家茂育群品，抚绥兆民，肃恭百灵，固洪基于万世。特命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刘诣龙瑞，亲建灵宝道场三昼夜，设清醮一座。六月十九日，投金龙玉简于紫府阳明洞天。翌日躬诣禹王庙，建道场昼夜，设醮一座。二十三日，投金龙玉简于五云溪射的潭。至信，再陈。神祇胥悦，帝道永康。”大致意思是：“朝廷化育天下万物，安抚天下万民，虔诚敬奉天地百神，稳固国基，传之万世。”
记文后面为主祭官员，有屯田员外郎、知军州事、赐绯鱼袋任布，大理评事、通判军州牛昭俭，大理寺丞、新授横州知州周薰，观察推官、征事郎、试大理评事江白。
所谓“投龙”，为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一个环节。所谓“龙简”，是将写了消灾祈福话语的书简，与玉璧、金龙等捆绑在一起组成的物件。在斋醮仪式结束后，龙简被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仪式完成后，相关事项常常被刊刻在石壁上，用来纪念投龙仪式。
除主持投龙仪式之外，任布在越州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处理“任布贷孙”案，这也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
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越州有一位老人状告孙子“醉酒詈我”（醉酒后辱骂自己）。根据大宋法律，“诅詈祖父母、父母者，绞”，这属于“十恶”中的大不孝之罪，按律当判死刑。任布依法判处了这个孙子死刑。然而，判决之后，老人却后悔了，“日哭于庭曰：‘我老无子，赖此孙以为命也。’”面对这种情况，任布展现了其仁恕恤民的品格。他了解情况后，决定宽恕这个孙子的死罪，将其当庭释放，让他回家为祖父养老送终。任布深知自己的做法违背了大宋法律，于是主动“上书自劾”，向真宗皇帝承认错误，请求处分，但“朝廷亦不之责。”
这个案例不仅是一个司法判决，更是一次生动的道德教化。通过宽恕不孝之孙，任布向越州百姓传递了“孝悌为本、宽以待人”的价值观念。这个案例更体现了其以民为本、宽严适度的施政理念，后来还被收入《宋史》《折狱龟鉴》等史书，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情法兼顾”的经典案例。
任布在任清廉自持，不贪职田之利。越州的职分田是许多官员眼中的“肥肉”。然而，任布在“肥得流油”的越州任职时，却能够“纯约自守”，保持清廉本色。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利用职权聚敛财富或为亲友谋利，而是将精力放在了重农事、安民生上。
说到这儿，任布与绍兴的故事并没完，因为他的家族与绍兴产生了长期的联系。任布的后代很兴旺，两个儿子任孜、任伋还被苏轼称赞为“二任”。到了其第四代后人时，一支迁到嵊州花田定居，一支迁到上虞崧厦定居，这两支成为任布后裔在浙江最主要的两大派系。到了任布的七世孙任坡，自嵊州花田迁会稽（今绍兴越城），成为会稽始祖。而会稽的旁支后裔广泛分布于新昌、天台、东阳等地，可以说是枝繁叶茂。
任布在越州的任期虽然短暂，仅有一年多时间（天禧四年至天禧五年），但他以民为本、清廉自守、依法治理，使越州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后来，他还被列入名宦传，评价其“纯约自守，尤重农事”，进而成为绍兴名宦的典范。
贺知章《龙瑞宫记》刻石摩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