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南宋时期绍兴手工业兴盛。AI制图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发达的工业。
南宋时，源于绍兴的越窑青瓷，在诸多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具有明显地域标志的丝织、茶叶、造纸、酿酒四大手工业的空前发达。
丝织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仅以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累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至此才减至10万匹。
然而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绸8601匹、绢99809匹、小绫2500匹、和买10万匹。
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355万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
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
制茶业空前兴隆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
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300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制茶、饮茶法作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正如时人高似孙（1158-1231）所说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高似孙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晚年家于越，为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造纸业空前昌盛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纸之妙者，越之剡藤”。
宋时，伴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使用纸需求量激增，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继剡藤纸后，竹纸异军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明，标志着中国造纸新纪元的到来。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绍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舒虽久，墨不渝”“性不蠹”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饶”。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酿酒业空前繁荣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到越王勾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勾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有记载勾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有记载勾践以酒奖励生育的，“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
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军务、和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
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由于糯米质量好、需求大，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粳米为钱四百”。
四是税赋贡献巨大。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117092贯，位居两浙诸州第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62752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的和买酒税课额达80679贯，两者合计达143431贯，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酿”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天下独绝的绍兴酒。
“渭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酒、东浦酒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
（节选自《绍兴与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