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与绍剧里的绍兴性格
朱敏忠
我是在绍兴水乡长大的。从小，耳朵里就装着两种声音：一种是越剧的咿呀婉转，柔得像鉴湖的水波，轻轻一荡，就能荡到你心里去；一种是绍剧的锣鼓铿锵，刚得像吼山的岩石，一锤下去，地动山摇。
直到今天，我才慢慢品出其中的味道——原来，越剧和绍剧，就是绍兴人性格里的“两面”。一面是水的柔情，一面是剑的刚烈。两者看似矛盾，却在每个绍兴人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
一
越剧发源于嵊州。那里的剡溪蜿蜒流过两岸青青的竹林和茶园，春天的早晨，雾气从溪面上升起，缭绕在山腰间。这样的山水，养出来的声音，自然是柔美的、婉转的。
在我小时候，村里有个越剧班子，演员全是女的。其中一个唱小生的，叫“阿花姐”，长得眉清目秀，穿上戏袍、戴上帽子，活脱脱一个俊俏书生。她一开口，台下的姑娘媳妇们眼睛都直了。那时候我就想：女人演男人，怎么比男人还像男人？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越剧的魅力——它不是要模仿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理想的美。
越剧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柔”。它不像京剧那样高亢激昂，也不像秦腔那样粗犷豪放。越剧的唱腔，像水一样，缓缓流淌，婉转悠扬。听越剧，就像在听一个女子轻声细语地诉说心事，温柔、细腻、动人。
有一年，我在杭州胜利剧院欣赏越剧《梁祝》。当祝英台唱到“梁兄啊，你我相逢在杭城，同窗三载情意深”这一段时，旁边一位老大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没有哭出声，就那么静静地流着泪，用手帕一遍遍地擦。演出结束后，我跟她聊了几句。她说：“我年轻时，也有一段这样的感情。后来他去了台湾，我们再也没见过。今天听这出戏，我又想起了他。”
这就是越剧的力量。它能让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为一段青春时的感情流泪。
二
如果说越剧是“女儿戏”，那么绍剧就是“男儿戏”。
绍剧，又称“绍兴乱弹”，是一种粗犷、高亢、激越的戏曲形式。它不像越剧那样婉转，它是吼出来的，是喊出来的，是拼尽全力爆发出来的。
我小时候，村里唱绍剧，那叫一个热闹。锣鼓一敲，全村人都涌过去。台上的演员，脸谱画得花花绿绿，动作大开大合，唱起来青筋暴起，声震屋瓦。台下的观众，看得热血沸腾，叫好声此起彼伏。那种场面，跟越剧的温婉完全是两个世界。
记得有一年正月，村里请了一个绍剧团来唱《龙虎斗》，讲的是赵匡胤和呼延赞的故事。台上的演员，光着膀子，露出结实的肌肉，拿着大刀长矛，打得乒乒乓乓。台下的观众，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有一个老大爷，看得激动了，站起来大喊一声：“好！”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绍剧版的孙悟空，与其他剧种不同。他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猴子，而是一个“刚烈如火”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初，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引起轰动。毛主席看了该剧后，还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
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练功，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他从三米高的台子上翻下来，摔伤了腿。但他咬着牙，坚持拍完了那场戏。导演问他：“疼不疼？”他说：“疼。但孙悟空不怕疼。”
这就是绍剧人的精神。
三
越剧的柔，绍剧的刚，共同塑造了绍兴人的性格。
绍兴人说话，软软的，糯糯的，不像北方人那样直来直去。你听两个绍兴人聊天，像是在唱歌，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绍兴人待人接物，讲究“面子”，讲究“和气”，不喜欢撕破脸。即使心里不高兴，嘴上也是客客气气的。
但这种“柔”，不是软弱。
绍兴历史上，从来不缺“硬骨头”。明末清初的王思任，在清军南下时，写下“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名句，然后绝食而死。近代的秋瑾，面对清政府的屠刀，慷慨就义，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唱。鲁迅先生，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用笔作刀枪，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这就是绍兴人的“外柔内刚”——表面上温和，内心却有原则、有底线。就像绍兴的黄酒，入口绵柔，但后劲十足。你小看它，它就能让你醉得不省人事。
四
越剧和绍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在绍兴，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上午，府山公园里一群老太太在唱越剧，咿咿呀呀，柔情似水；下午，仓桥直街的茶馆里，一群老头在听绍剧，锣鼓喧天，激情澎湃。越剧和绍剧，就像绍兴人生活中的“阴”和“阳”，交替出现，构成了完整的生命节奏。
越剧教会了绍兴人“柔”——懂得变通，懂得包容，懂得在平凡中发现美。绍剧教会了绍兴人“刚”——坚守原则，不畏强权，敢于为正义而战。
一个人，只有柔没有刚，就成了软骨头；只有刚没有柔，就成了莽夫。绍兴人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学会了在柔与刚之间找到平衡。
下次你来绍兴，不妨去听一场越剧，再去听一场绍剧。你会明白，为什么绍兴人既能写出缠绵的爱情诗，又能喊出激昂的革命口号；为什么绍兴人既能容忍琐碎的日常，又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答案，就在那两种声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