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黄包车”三字，不免会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来自东洋的人力车，或者想起旧时北京专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其实不然。我所记的“黄包车”，特指儿时故乡一位绰号“黄包车”的人。他姓甚名谁，为什么会有“黄包车”的大号，我当时未曾向乡老追问，现在更不得而知了。只是大家当着他的面，或者在背地里，一直“黄包车”“黄包车”地喊着，慢慢也就传开了。江南民间，普通人多以绰号相称，时日一久，甚至连他们的大名也佚失而不复记忆。
江南夏日的三伏天，久旱无雨，正中午的毒日头晒着青石板，一直炙烤着，有些要冒烟似的，赤脚踩上去，发烫得让人直跳脚。小镇上的人照例都在午休“息晏”。天太热，捉起一把芭蕉扇，不停地摇着，还是热得让人辗转反侧，背上一身的汗，浸透了身下的竹凉席。睡不着，人就无聊，不由自主地往桥弄里赶。在桥脚河边廊檐下的几张石凳旁，三三两两地聚拢着一些人。或倚坐在石凳上，捉对在象棋盘上厮杀；或坐在竹椅子上，喝茶攀谈；或站在石凳边，看人下棋。
在看棋人中，有一中年汉子，脸黄，矮壮，在旁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嘴角边挂着白色的唾沫，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说人家这步棋下臭了。下棋的金老三脸上已变了色，一声喝道：“黄包车，观棋不语真君子，弗要做小人哟！”金老三生气了。矮壮男子嘟囔着，显是辩解。“癞子长友”中午无人找他剃头，也在旁观战，忙出来打圆场：“黄包车，你说说看，今早有啥个新闻？”大家话语中提到的“黄包车”，是小镇上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才让“癞子长友”有此一问。
时日过去太久了，一想起儿时在故乡的日子，他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想起他，我一直在思考他的姓氏以及绰号的由来。他家住小镇上的“新道地”，那个台门里周氏家族人居多，又兼小镇名字叫“周家桥”，过去周家是镇上的大族，或许他与“大小姐”同族姓周，亦未可知。至于绰号的由来，我总觉得跟他的长相、身形与行为有关。他面色泛黄，仿佛是一个有黄疸或肝炎的病人，此得其“黄”；他头形大，常年剃一个平顶头，脸胖胖的有婴儿肥，甚至像肉馒头似的快要开花，此得其“包”；他五短的身材，腰身又粗，走路缓缓的，似一木陀螺旋转着前行，此得其“车”。
“黄包车”在扇厂上班，做的是修扇的工种，就是将折扇破损的扇骨加以修补。他手脚不利索，干活慢条斯理，一如他的说话。干活间，又喜欢不停地与旁人讲白话。有时修不了几把扇子，他又慢悠悠地踱向桥弄，去“老头阿兴”开的茶店里坐一会儿，或者跑到“癞子长友”的理发店里去聊天，有时还能在“皮鞋阿牛”的鞋铺子里见到他的身影。这几处地方，算得上是小镇上的消息集散地，会聚了不少镇上或四乡里的人。“黄包车”跑到那里，一则收集新闻；二则将收集到的新闻，通过四乡里人的嘴散布出去。
“黄包车”路过桥弄里的茶店，茶店主人“老头阿兴”眼尖，直喊：“‘黄包车’，进来坐一歇，讲讲有啥个新闻？”听人喊，他就进去了，干坐，也不要茶喝。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尽说些小镇上或四乡里家长里短的琐碎事。说到关节处，他就放低声，显得很神秘。大家都知会了，可能有重大新闻宣布，纷纷竖起耳朵细听。见此情形，“黄包车”很是得意，从牙缝里缓缓地迸出一句话：“‘大朵腮’偷东西，又被人吊起来了。”他所说的“大朵腮”，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惯偷，平日里靠小偷小摸混日子，因腮帮子宽，故有“大朵腮”之号。大家听罢，不过瘾，不免有些失望。
“‘黄包车’，泡一壶茶嘛，喝了尿急病就好了。”“老头阿兴”打趣道。“黄包车”听了，黄脸上有了些暗红。“阿兴”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身患尿急病，用医学名词说就是前列腺增生。每次到了茅坑前，半天不见“哧哧哧”的声音。乡童顽劣好奇，凑过去瞧个稀奇。他一急，越发尿不出来了。“不喝！”说罢，他就讪讪地踱出了茶店。
一天，“黄包车”到了“老头阿兴”的茶店，神秘兮兮地向众人宣布：“副统帅死了，飞机掉下来摔死的，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过了数日，报纸广播一报，大家方信。这是1971年9月的一天。“老头阿兴”开的茶店歇业后，代之而起的是绰号“吊眼疤”的人开的茶店。又有一天，“黄包车”坐在茶店里，还是只坐不喝茶，一言不发，仿佛眼圈发红。茶客不解，不免问道：“‘黄包车’，今早为啥不说话了，难道没有啥个新闻发布？”经人一问，他反而落泪了，带着哭腔道：“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啦！”他不晓得用“逝世”二字，总觉得大人物不可用“死了”的说法，所以用了乡人“过去”这一避讳的说法。众人听罢大惊。次日，镇上各厂开始设灵堂悼念，方知其说不谬。这一天在1976年的9月。经此二事，足见“黄包车”并非只会流布一些家长里短的小道消息，有时候小镇上的乡人从他那里也能获得重大的新闻。
“黄包车”走了，据说最后还是死于常年的尿急病。他终生未娶，无儿无女，倒也无所牵挂。他一走，小镇上的人觉得寂寞了许多，且少了一个获得小道消息的渠道。他走之前，早已有了衣钵传人，一个绰号叫“石眼阿三”的人，继续流布小道消息。这是小镇上人的大幸事。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