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沈佳
如果把古籍比作一颗种子，晒书就是它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合作用”。
在阳光、空气与时间的共同作用下，那些沉睡在书库深处的纸页被唤醒，抖落积尘，驱散潮气，重新开始“呼吸”。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每一场晒书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工作——清点、核对、修补、著录、归架。正如植物将光能转化为养分，这些周而复始的细碎功夫，让脆弱的纸页活过百年，活过战火，活到今天。
1948年7月30日，民国《绍兴新闻》登出一则百来字的通讯——《图书馆曝晒藏书，开设儿童阅览室》。寥寥数行，记下了绍兴县立图书馆一场为期10天的常规晒书。2026年7月19日，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城市主场落地绍兴，在古越藏书楼与阳明故里的庭院中，越地古籍再度铺展在日光之下。晒书，已从图书馆闭门“整束内务”，变成了一座城市共同奔赴的文化盛会。
先把目光拉回78年前。
1948年8月初，农历七夕前后，绍兴古贡院一带，绍兴县立图书馆的大门关上了。读者从边门进出，照常翻阅当天的报章杂志。而庭院当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正在进行。
当时的县立图书馆把馆藏的线装书一柜一柜搬出来，摊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天井里全是书，通风处、屋檐下，凡是能避开阳光直晒又能过风的地方，都摆满了。馆员们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赶在日头毒辣之前，趁着手掌干燥，小心地翻动书页。一面翻晒，一面核对书单，嘴里轻轻念着书名和册数，生怕错混了一本。发现有蠹虫蛀蚀严重的，便另放一边；有缺页待补的，就登记在簿子上。连廊下还搁着几只芸香草包，用来防虫增香。
这一切，馆方早有准备。7月30日，《绍兴新闻》就刊出了通告：“本地古贡院县立图书馆……兹因所藏图书甚多，时值三伏，亟待曝晒，以防霉蛀，同时整束内部事务，故自本月一日开始至十日止，为藏书曝晒期。”落款虽未署名，但当年的馆长是余廉堂。他接手图书馆不久，正对各项业务进行整束、改进。
通告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四个字：“整束内部事务”。这简简单单四个字，透露出这场曝书远不止搬出来晒晒那么简单。它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籍普查”和“抢救性整理”的结合——清点家底、比对版本、记录破损、排定修复次序。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
抗战期间，绍兴沦陷，绍兴县立图书馆的藏书大半毁于兵燹。1941年日军侵占绍兴，馆舍被占，图籍四散。抗战胜利后，虽经各方捐资献书，但馆藏元气远未恢复。1949年的统计数字是29440册——仅为战前的几分之一。在这样的境况下，1948年这场曝书就带有明显的“灾后重建”色彩：到底还剩多少书？哪些已成孤本？哪些急需修补？谁也不知道完整的答案。只有一本一本从柜子里请出来，在天光下细细过目，心里才有底。
因此，那十天里，古越藏书楼的庭院不仅是一个晒场，也是一个临时的古籍整理现场。曝书曝的不只是潮气，更是藏书家底；“整束”整的不只是书架，更是一份劫后余生的书目。这种将曝书与学术整理结合起来的做法，正是民国时期江南公藏机构古籍管理的常态。
这场晒书活动还有另一个细节：通告末尾提到，儿童阅览室将于8月16日恢复，馆方已特地向上海订购了儿童图书、杂志和挂图。一边是千年古籍在风中翻晒，一边是新式儿童读物正在来绍的路上。古越藏书楼创建人徐树兰当年提出的“存古开新”四个字，就在这个夏天的侧门进进出出之间，悄然得到了践行。
“慢到极致”：
从伏日晒书到指尖“接骨”
晒书从来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古籍保护中的一环。每一次曝晒都是一次全面的“古籍体检”。对越地历代藏书人来说，晒书是用日光为古籍“祛病”，修复则是用指尖为故纸“接骨”。
江南梅雨季潮湿闷热，虫蛀、霉斑是藏书的最大天敌。《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蠹书于羽林”，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写下：“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对于绍兴藏书人来说，这件事尤其要紧——城内河网密布，梅雨绵绵，古籍稍不留神就发霉长虫。
在恒温恒湿技术出现之前，伏天晒书搭配芸香草驱虫，是最行之有效的养护方式。清代绍兴诗人孙垓的《曝书》诗，写尽了这桩事的风雅与紧张：“脉望检庭中，芳芸倩日烘……纤云不作雨，午梦莫匆匆。”脉望是蠹鱼（书虫），芳芸是芸香草。最传神在末句——连午觉都不敢睡，时时望天，怕的就是一片乌云坏了大事。
不过在绍兴的藏书传统里，晒书从来不只是和天气与蠹虫打交道。
明代山阴祁氏澹生堂的主人祁承火業，写了一部《澹生堂藏书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为藏书家写的古籍善本保管规则。书中对如何鉴定版本、分类编目、曝晒防虫、修补破损，给出了极为具体的操作指南，澹生堂有负责藏书养护与修补的专职人员，清代越地各大藏书楼都形成了各自的修复规范。
这份修复的接力棒，如今传到了年轻一代手里。绍兴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2014年正式入选浙江省“省级古籍修复中心”，目前拥有近百平方米的专用修复室，配备纯水系统、超声乳化修复仪、真空杀虫机等专业设备。
一本书从破损到重生，要经过十几道严谨工序，这是一门“慢到极致”的手艺。
古籍出库后先拍照建档，完整记录原始破损状态，再拆页、编码，最关键的一步是选配补纸：必须选用不含木浆的手工纸，避免酸性物质加速纸张老化；补纸的颜色、厚度要和原书尽可能匹配，染色调试遵循“宁浅勿深”的原则；修复时，补破的搭扣宽度严格控制在2毫米左右，霉烂絮化的书页还要做托裱加固；修复完成后，还要经过喷水压平、折页修剪、锤平齐口、打眼穿线等十几道工序，最后再次拍照归档，才算完成全部流程。根据破损程度，整个过程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甚至更久。
“古籍破损的原因大致有虫蛀鼠啮、霉蚀、酸化、老化、使用中的磨损等，古籍修复人员要开出不同的修补方案。”绍兴图书馆专职古籍修复人员包瑜萍2015年入行，从事古籍修复已有10余年。她说：“修复过程一环扣一环，一步影响一步。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一旦损坏将无法逆转，制定方案时必须慎之又慎。”
如今，绍兴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不仅延续着手艺，也在开拓新的空间。自2014年起，绍兴图书馆连续七年举办“4·23世界读书日”古籍修复体验活动，2017年起推出“小小修复师进校园”系列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进这门古老而寂寞的手艺。
三次转身：
“一人书变万人书”
越地的晒书传统，历经千年演变，完成了三次转身：从私家藏书楼的私密养护，到公共图书馆的制度性内务，再到今天面向全民的文化盛会。晒书的“光合作用”，也从纸张的物理养护，延伸到了文化的活化传播。
晚清，山阴人徐树兰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花去白银3万余两，在古贡院鲤鱼桥西购地建楼，将毕生收藏的书籍连同新购置的西学译著共7万余卷悉数捐出，建成古越藏书楼，于1904年向全绍兴公众免费开放。他在亲笔撰写的《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将办楼宗旨凝练为八个字：“一曰存古，一曰开新。”而同时代的张謇在《古越藏书楼记》中，则用一句话精准概括了这一壮举的核心理念——“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这句话，后来被世人提炼为更朗朗上口的“变一人书为万人书”，广为传颂。
这是一次观念的革命。在徐树兰之前，绍兴有史可稽的私家藏书楼20多家，无一例外都是“藏而不宣”。祁承火業的澹生堂藏书之富、编目之精，在晚明江南堪称翘楚，但那是祁家的书，外人难得一见。徐树兰的创举在于，他把书从家族的围墙里拿出来，放到公众的天光下。这个动作的逻辑，和晒书如出一辙——让书见一见光，让书被更多人看见。
从这时起，绍兴的晒书开始带有公共文化的属性。1933年，古越藏书楼转公，改名绍兴县立图书馆。1948年那场曝书之所以在报纸上提前登通告，晒书的同时恢复儿童阅览室，正是因为这座图书馆已经属于全体市民。晒书不再是藏书者的癖好，而是一个城市共同守护文化财产的仪式。
到如今，绍兴图书馆已经拥有了恒温恒湿的专业古籍库房，温度常年控制在16℃-22℃，湿度稳定在45%-60%，配套专业防虫、防霉设备，传统日晒的实用功能早已被现代技术替代。但晒书的传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鲜活的形式走进了大众视野。
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城市主场落地绍兴，主会场设在阳明故里，分会场设在古越藏书楼，串联起吕府等多处历史文化空间。活动现场，《越绝书》明嘉靖刻本、《澹生堂藏书训略》清末抄本、《老学庵笔记》等多部越地典籍依次铺开，来自故宫博物院、复旦大学、天一阁的专家现场解读版本故事，普通市民可以近距离观看古籍原貌，3天活动线上线下累计吸引116万人次参与。这场当代晒书盛会，早已脱离了“祛潮防虫”的物理需求，变成了一场越地文脉的集中展示。
蔡元培曾为古越藏书楼题联：“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这副对联至今挂在门楼阅览室里，和徐树兰的塑像以及每天推门进来读书的市民，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越地典籍，从1948年晒到2026年，从私人书斋晒到公共图书馆，从防霉防蛀晒到国宝展示和技艺传承，中间经过了战火、流散、修补、重生。而每一场晒书，都是古籍的一次“光合作用”——吐故纳新，吸收能量，准备好迎接下一个翻开它的人。
十二月月令轴中的晒书场景（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今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活动现场。见习记者 沈佳 摄
当年《绍兴新闻》关于图书馆晒书的通告。
清孙垓《退宜堂诗集》中的《曝书》诗
中华传统晒书大会活动现场专家晒享古籍。
见习记者 沈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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