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鹤雪
对工人群体历史命运的重新发掘成为当下文坛一个显眼的集体动作。不同于“新东北文学”将目光投放在历史转折时期“父一代”的艰辛境遇，从而对历史主体的交替进行思考，肖克凡的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则显示出一丝过时的执拗，将主人公的工人父亲强拽进本不属于他的时代仔细打量，固执地将隐喻着“工人精神”的“雕像”硬生生地戳在伦理重组、物欲横流的当下，将反思的重心从转轨的历史移置到转轨的精神。这就使小说内在地蕴含一个矛盾，一方面它拒绝承认“工人精神”的失效，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这一精神所处的历史实体的变异，暴露出它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于是，肖克凡将“雕像如何安放”的命题摆在读者面前。
有意思的是，小说每一次对父亲品格的高举，都伴随着令人沮丧的失怙意识和挫伤感。李玉福在工厂是高级电焊工，曾荣获“全市技术标兵”，“骆驼李”的外号体现了工友对他的敬佩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无限风光。可如今他身患癌症，面对老领导对他“最能代表华北电机厂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夸赞，他随口回答：“我这人啥也代表不了，非要我代表呢就代表手里那把电焊钳吧。”这谦虚里不再是技术赋予的低调的自信，而是对身份失落的隐约觉察。李玉福不惜耽误自己的癌症治疗，决心要挖出当年被埋在地下、如今可能还有放射性危害的伽马探伤仪，这份工厂时代会收获集体认同的责任感，在功利主义时代却被误解为一场有利可图的阴谋。此外，作为父亲品格之延续的李秀柱，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不敢为了更好的生活跳槽，在婚姻市场上也频频失利。可以说，父子二人在上一个时代是典型的模范标杆，在当下却是典型的失败者。
小说在“当下”的实验皿中观察“工人精神”的反应，这种挫伤感牵动出价值失序和伦理巨变的社会症候，也反过来给“雕像如何安放”出了一个难题。在父子二人寻找伽马探伤仪这一核心情节中，李玉福一心想的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承担历史遗留下的债务，怎么把岳父留下的四万块“不义之财”赶紧花出去，而无论是保护文化遗产基金会还是文物管理部门，都紧盯着探伤仪背后捕风捉影的珍宝，开展一场利益争夺战。在这里，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市侩主义瓦解了集体主义的精神秩序，而李玉福那近乎严苛的自我整治和自我强加的负罪感虽令人敬仰，但更多的是显得莫名其妙。从这个角度讲，小说在微观的精神困境中寻找工人群体遭受现实困境的原因。
这就形成了小说话语对峙、自我否定的意义景观，它越是刻画父子二人的豪气干云，就越是凸显孤掌难鸣的凄凉。
事实上，小说为寻找“伽马探伤仪”的过程赋予了悬疑色彩，这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悬疑，更是历史债务善于自我隐藏的狡猾，这给主体留下一个疑难：“我”何以确定“我”对历史的体认和历史对“我”的赋意是一致的？已然消失的“伽马探伤仪”，仿佛历史对主体的戏弄，我们以为它充满了意义，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空洞。在这里，作为工业时代遗物的“伽马探伤仪”成为父亲主体价值的具象化客体，正如电影《钢的琴》中陈桂林组织工友锻造一台用钢铁制成的钢琴，在团结协作中重温久已停摆的工厂再度运转起来的激情，李玉福为它牺牲财力和身体，想象性地重拾昔日为集体奉献一切的崇高自我。然而，他远没有电影中的陈桂林幸运，后者成功地制作出“钢的琴”并弹奏出振聋发聩的叩问之音，而他全力奔赴的目标竟是个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误会。小说至此走向了自我怀疑的极点，李玉福坚守意义的全部行动，都是在无意识地回避对自己早已毫无意义的知晓，在小说的结尾，他回溯性地成为被扔在旷野上的孤儿。
“工人精神”在当下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意义体系，比如明知自己被对方欺骗，还下意识地关心对方会不会被解雇——这种“无缘无故的善良”，比如不管自己能否负得起责任、最终能否成功，仍然要挖出伽马探伤仪——这种“没有原因的坚持”。我想，这正是小说为“雕像如何安放”提供的一个珍贵的思路。
作者系南开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