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品
1946年5月3日，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省大楼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拉开了帷幕。历时两年半，11国法官、800余次开庭、近5万页庭审记录，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80年后，40卷2230余万字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以近乎苛刻的学术严谨性，将这份“世纪档案”完整呈现在中文世界的读者面前。这一学术成果填补了国内东京审判系统性文献中文版本的重大空白，更是对日本右翼历史虚无主义和新军国主义的坚决回击。
《全译本》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以“全”与“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史料壁垒。长期以来，东京审判的原始记录仅有英、日两种文本，国内学者若想接触第一手史料，往往需要跨越语言与获取的双重障碍。此前的译本多为节译或补译，难以展现审判的全貌。而《全译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它覆盖了从庭审陈述、证据质证到最终判决的全部流程，收录了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779人书面作证、4336份证据的完整记录。这种“全景式”的呈现，让读者得以跳出碎片化的历史叙事，在完整的语境中审视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从土肥原贤二如何狡辩自己与溥仪出逃无关，到平沼骐一郎怎样以“枢密院仅提供咨询”为由推卸责任，再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如何用一份份铁证驳斥日方的抵赖，历史的复杂性与日本侵略者的丑态在原始记录中一览无余。
翻译的严谨性是《全译本》的另一大亮点。翻译团队耗时十年，制定了五大核心原则，仅术语库就收录了1万余词条，对机构名称、历史事件、地理名词的译法做了细致乃至严苛的考辨。比如，针对伪满机构“the Office of Internal Affairs”，团队没有沿用日文版常见的“宫务局”，而是根据伪满1932年“执政”时期的史实，译为“内务处”；将“Mukden Incident”统一译为“奉天事变”，而非模糊的“九一八事变”或“沈阳事变”，既尊重了历史语境，也避免了概念混淆。更难得的是，翻译团队以英文版为底本，对照日文版逐一核查，修正了原文中1000余处讹误，比如将误记为“1942年3月19日”的木户日记更正为“1942年3月13日”，把“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误译一一订正。这种“校勘式翻译”，让《全译本》的学术价值超越了英文原版，成为研究东京审判最可靠的文本。
在当下出版《全译本》，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翻案东京审判的言行愈演愈烈：从安倍晋三声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裁决”，到教科书删改“侵略”表述，再到政要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历史修正主义已形成“系统性认知战”。而《全译本》正是破解这种修正主义叙事的最有力武器。当日本右翼试图以“证据缺口”为借口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全译本》用白纸黑字记录了如下铁证：中国证人伍长德关于下关江边屠杀的证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的日记；当右翼狡辩“侵略是为了自卫”时，《全译本》里日本战犯的供词和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让这种谎言不攻自破。正如2026年5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例会上所言：“庭审记录的出版，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当然，《全译本》的价值不止于“证史”，更在于“育人”。它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当我们读到中国检察官团队在人手不足、证据残缺的困境中坚守民族大义，为了一份关键证词往返于中美日之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便会油然而生。该书也是一部深刻的法治教科书：东京审判确立了“侵略战争是犯罪”“个人需为战争罪行负责”等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全译本》让这些原则不再遥远和抽象，而是体现在每一次法庭辩论、每一份判决理由中的鲜活实践。
《全译本》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国内二战史料的空白，更让我们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之际，可以更自信地回望历史和捍卫真相。正如程兆奇教授在序言中所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译本》提醒着我们：历史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巧舌如簧而缺席。唯有铭记真相，才能守护和平；手握铁证，才能抵御虚无。这或许就是这部“世纪文献”在当下最珍贵的意义。正如梅汝璈法官致东京法庭庭长韦伯的信中所言，“以我之见，东京审判像纽伦堡审判一样，应该被视为‘产生于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伟大事件’”。《全译本》的问世，同样是中国翻译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绍兴理工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