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鲁迅研究会联合工作室揭牌仪式在绍兴大学鲁迅与世界研究院举行。记者与出席活动的陕西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朴宰雨教授就“鲁迅如何走向世界”展开了一场对话。
●记者 童 波
从传播到学术共同体形成
记者：您是韩国知名汉学家，深耕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多年，专注推进国际鲁迅学与跨文化学术对话。请问您是如何走上鲁迅研究道路的？
朴宰雨：我很早就和中国文学有缘了：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汉字，读初中的时候学习汉文故事、成语与简单的文言文，也喜欢读韩文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读高中的时候喜欢汉文课，阅读了孔子、屈原、韩愈、苏东坡等名家的文言散文和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的诗。
经过考试，1973年3月我进入了首尔大学中文系。大二的时候，文理学院的学生学报《形成》请我写有关鲁迅的评论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鲁迅这个名字。当时有关鲁迅的资料在韩国很有限，因此访问了发表过《鲁迅文学的背景》的成均馆大学河正玉教授，教授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受到不少启发，最后得以写成《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一文，算是习作，但也成了后来改变我命运的种子。
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在恩师李炳汉教授的研究室里发现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一书，让我非常高兴，于是马上借来拜读。在金时俊教授的指导下终于写完了近4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鲁迅的时代体验和文学意识》，后来压缩为一万多字，登载于1980年3月出版的《文学东亚》创刊号里，这对我的鼓舞是相当大的。毕业一年多后，我就选择了继续从事学问研究这一条路，心理上的依据就是鲁迅。
记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鲁迅如何走向世界”？
朴宰雨：所谓“走向世界”，并不只是说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少种文字，也不只是说《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进入了多少国家的图书馆和大学课堂。倘若只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那还只是“传播”。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出身于中国晚清与民国之交的作家，能够在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亚洲、欧洲、美洲地区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一再阅读、解释、引用，甚至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当作反思自身社会与时代困境的精神资源？
换句话说，鲁迅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并不是因为他离开了中国，而恰恰是因为他深深扎根于中国，却又触及了现代世界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人的觉醒，民族的自省，知识分子的责任，奴性与反抗，启蒙与绝望，传统与现代，压迫与自由。正因为如此，各国读者在鲁迅那里看到的，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自己的现实；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苦斗，也是现代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
因此，“鲁迅走向世界”的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条单向度的海外传播路线，而应理解为一个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解释、重新激活的过程。它大致经历了“传播—接受—转化—再创造—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复杂历程。
鲁迅从中国出发，首先在东亚产生深刻回响；在日本，他成为反思“近代”的思想资源；在韩国，他成为抵抗殖民、专制与奴性意识的精神武器；随后，又在欧洲、美国、东南亚等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被置于革命文学、现代主义、后殖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不同框架中加以理解。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只是“鲁迅在海外”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思考：鲁迅为什么能够被世界需要？东亚鲁迅学为什么能够形成？海外鲁迅研究又在什么条件下逐渐发展为可以称之为“国际鲁迅学”的学术形态。
从接受鲁迅到学习鲁迅
记者：请您介绍下韩国鲁迅学的相关情况。
朴宰雨：韩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韩国的报刊上最早报道鲁迅的是梁白华，他把日本青木正儿写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一文翻译成韩文，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2月，分4次连载于韩国的《开辟》杂志，这篇文章还简单介绍了鲁迅与《狂人日记》。1927年，柳树人把《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发表，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鲁迅作品的外国人。
韩国人接受鲁迅，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开始的。它从一开始就与民族自省、军事独裁、民主化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鲁迅在韩国首先不是作为一位“外国作家”被阅读，而是作为一位能够唤醒现实感、批判黑暗、鼓舞抵抗的精神同行者被接受。
在中国，鲁迅是现代中国精神的核心人物；在日本，鲁迅成为反思近代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在韩国，鲁迅则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可以直接介入现实的精神力量。韩国读者在鲁迅那里看到的不只是旧中国的黑暗，而是现代社会中反复出现的压迫、奴性、沉默与伪善；不只是文学的锋芒，而是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中“不肯闭嘴”的勇气。
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社会处于极其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鲁迅的杂文精神、反奴性意识和批判人格，与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李泳禧先生。李泳禧并不是专门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但他以鲁迅式的杂文精神批判韩国现实，被称为“韩国鲁迅”。他曾坦率地说，自己长期以来抵抗韩国现实的文章，在思想上和文笔上都与鲁迅相通。正是通过李泳禧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鲁迅在韩国不再只是大学中文系课堂里的研究对象，而真正进入了韩国知识界、思想界和青年学生的精神生活之中。
从东亚鲁迅学到国际鲁迅学
记者：鲁迅为什么不只是中国的鲁迅，也不只是东亚的鲁迅，而能够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鲁迅？鲁迅国际化的内在条件究竟是什么？
朴宰雨：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鲁迅的思想虽然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现实，却触及了现代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也不只属于东亚，而是现代世界许多民族都曾经或正在面对的问题。
第二，鲁迅所揭示的问题，能够在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产生共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暴力、社会压迫、奴性意识、知识分子的沉默与责任，等等。
第三，鲁迅走向世界，还离不开翻译、学术会议、研究机构和国际学术网络的形成。没有翻译，鲁迅无法进入不同语言世界；没有大学课程和研究论著，鲁迅无法成为持续的学术对象；没有国际会议和学术团体，鲁迅研究就难以形成跨国对话。特别是国际鲁迅研究会成立以后，在中国、印度、美国、韩国、奥地利、马来西亚、德国等国家举办国际学术论坛，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鲁迅研究者得以相互见面、相互阅读、相互启发。鲁迅的世界化，正是在文本传播、思想共鸣和制度性网络三者结合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鲁迅从东亚走向世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海外传播史”，而是一个更复杂、更有意思的“跨文化再发现”的过程。各国学者并不是被动接受一个固定的鲁迅，而是在各自的历史处境中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解释鲁迅，有时甚至重新创造鲁迅。
鲁迅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不只是因为世界认识了鲁迅，更是因为世界在鲁迅那里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