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南宋为绍兴增添了无以复加的荣光。
这种荣光，是南宋为绍兴留下了意蕴深厚、熠熠生辉的名字，为绍兴的城市、经济、水利、文化等留下了受惠至今的丰厚遗产。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一个好名字
绍兴是一座城址未变而城名曾经多变的城市。从大越到山阴，从勾践小城到山阴大城，从会稽郡城到越州州城，再到绍兴，城市的名称一直处于变化当中。绍兴之名，一直使用至今，其使用时间已占这座2510多年历史古城的三分之一还多。
绍兴之名，始于1131年，是由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赐予的。建炎五年正月初一，宋高宗在越州大赦、改元，敕曰：“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爱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靠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1131）。”
同年十月二十六，宋高宗仿效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
绍兴的“绍”，是接续、继承的意思。绍兴的“兴”，是兴盛、兴旺的意思。“绍兴”两个字合在一起，正是承继前业、振兴昌盛之意。但这个词并非宋高宗首创，而是早已有之，如“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
承前业而壮大之，开未来而兴昌之。由此看来，“绍兴”实在是一个含义极好、意蕴深厚的词汇。宋高宗将其作为自己的年号，想要表明的，正是“绍祚中兴”——继承大宋江山、复兴大宋伟业的政治愿景，是收复北方土地、实现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望。而他升越州为府，并将自己这一意味深长的年号赐给这新近升格之府，也足以表明他对绍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殊为殷切的期望，毕竟这里是大宋江山星星之火的保存之地，更是他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救命之地。
不管怎么说，这个有着良好生态、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地方，从1131年开始，有了一个寓意深远、如意吉祥、名副其实的新名字——绍兴，并且一直叫了近千年。仅从这一点而言，绍兴人是不应该忘记宋高宗的。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一座好城市
南宋还为绍兴留下了辉耀至今的城市。
当时的绍兴政治地位高。
一方面，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首次抵越州。后于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流转于明州、温州、台州。建炎四年四月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一直驻跸于绍兴。
另一方面，宋高宗于绍兴元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更是对绍兴城市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绍兴的政治地位。南宋将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划分为十五个路，其中的浙东路共辖绍兴、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七个府、州，而绍兴是路一级军事机构帅府和浙东转运使司、浙东提点刑狱司、浙东提举常平司等路级官署的所在地。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将皇陵建在这里等举措结合起来分析，南宋时的绍兴，其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府，仅次于事实上的首都临安。
南宋时的绍兴城市规模大。
一方面，是空间的迅速扩大。从城墙角度看，南宋时“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子城周十里”。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已不再局限于城墙的外移，而是突破了城墙的局限，向城墙外扩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城郊成了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绍兴城市发展形态的历史性转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人口迅速增加。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山阴、会稽在籍的户为72112，丁为88008，不成丁为30145。若按每户5人、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为近20万。而若按男女性别为1∶1、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有23万多。将这两种情况兼顾起来，府城人口当在20万左右。另外，如再加上各类官员及其家属、驻军、宋室宗亲以及各类流动性常住人口，府城总人口当在30万左右。
南宋时的绍兴城市布局优。
绍兴这座城市，如果说春秋时越王勾践奠定了城址基础，隋朝时越国公杨素奠定了城郭基础的话，那么南宋时绍兴知府汪纲则是奠定了城网基础。
汪纲不仅是位敢于任事的好官，还是位善于干事的能吏。他在任绍兴知府的7年间，颇多惠政，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三件功在当时、利泽今朝的大好事。
一是修筑城墙城门。在宋仁宗皇祐间（1049—1054）知州王逵、徽宗宣和间（1119—1125）守将刘显忠以及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知府吴格修筑城墙的基础上，汪纲于嘉定十六年又对城墙与城门进行了系统的缮治，设城东五云门等陆门3处，城东都泗门等水门4处，城西迎恩门等水陆门2处。至此，绍兴城墙城门相对固定下来。
二是修缮街衢街河。针对居民增加、业态繁杂、违建占路、泥路难行、交通混乱、河道堵塞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与整治。
“计置工石，所至缮砌”，城内“坦夷如砥，井里嘉叹”，同时对与台州、明州往来的要道斜桥坊街路，也“命伐石登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从此，绍兴城区的主要街道与对外道路的路面，由泥质改成了砖石铺设，这是绍兴城市的一大历史性变化。
河道的保护治理，历来是绍兴这座水城的一项要务。汪纲采取的办法是，“浚治其湮塞，整齐其钦崎，除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茸”。如此大的工程，由于“经画有条”，不但整个实施过程“役且无扰”，而且实现了“悠久惠利”的目的，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借鉴。
三是优化街厢街坊。嘉定十七年，汪纲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顺时应势，乘势而为，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调整、优化，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其中会稽县界设第一、二厢，分别统辖21坊、19坊；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分别统辖31坊、20坊、5坊。
这一调整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顺应了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工商业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突破了坊与市的传统分隔与封闭，形成了崭新的、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坊巷格局。坊成了开放性的基层街区，厢则成了由一定数量的坊巷和街道组成的较大范围的街区。
通过这一轮全面系统的改造建设，绍兴城内的街衢布局、河道布局、坊厢布局，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即使到了今天，绍兴古城内的历史街区、残留河道、沿用地名都还有汪纲时的痕迹。难怪人们又将绍兴这座城市称为“宋城”。
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时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南宋初，朝廷宣布了40个“大邑”，绍兴名列其中，位居前列。成书于汪纲优化街厢街坊第二年，即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会稽志》中记载，“城府内外，斩然一新”。大名臣、大文豪王十朋在府山上鸟瞰全城，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傍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的感叹。先贤陆游更是为家乡感到自豪，称“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我们从这些肯定与评价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非同一般的魅力。
（节选自《绍兴与中华文明》）
《南宋绍兴府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