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百尧
那一年我所在的生产队，是皇甫公社穗丰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名叫绍荣，是我的堂哥。
生产队有间烧茶间，坐落在村东古桥的东侧。说它是烧茶间，其实更像是电影或戏文里的草亭，四面透风，无遮无拦。每年“双抢”前夕，生产队便在里面架起那口冬天给牛烧水的大铁锅，再派两位老妇人专门烧茶水。
烧茶水，可是份让人眼热的好差事：不必顶着毒日头出工，也不怕暴雨浇头。自家的菜蔬糕点，顺手搁在灶边，就能蒸熟了吃。得闲了，还能回家摸摸索索干点私活。不过，那两位烧茶水的老妇人，可不是寻常人物——一个是队长的娘，我的大娘；另一个是副队长文茂的母亲，泉嬷嬷。这两位在村里年纪并不算老，远不到需要队里照顾的地步。可这添柴烧火的轻省活儿，年年落在她俩身上，雷打不动。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母亲生了病。我拉着堂哥的衣襟，央求他：“绍荣哥，照顾一下，让我娘去烧茶吧。”绍荣铁板着脸，半点不松口：“一个门里的人，哪能两个都去赚快活工分？不行。”
母亲终究没能进烧茶间，我便时常自己跑去玩。在那里，我总看见一些滑头滑脑的人，借着各种各样的由头溜进来歇脚，偷得一份本不该有的清闲。他们跷着二郎腿，抽烟，喝茶，聊国家大事，聊花边新闻；说谁家孩子会读书，谁家孩子在城里当了官。当然，也说些我听不大懂的话——谁谁谁被打断了腿，谁谁谁的媳妇把婆家的东西往娘家搬，谁谁谁的女儿又贴补了娘家的兄弟……村里的好多故事，就是从这烧茶间弥散的。
生产队有个规矩：白天喝剩的茶水，社员可以打回家去，但只能用壶，不能用桶。这活是我们小孩子干的。每天傍晚，我就提着一把印着“朵朵葵花向太阳”、能装七八斤水的绍产瓷茶壶，早早候在烧茶间旁边，生怕去迟了打不着。其实，大娘和泉嬷嬷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社员们这点“小算盘”，收工前总会特意加烧一锅茶水。
即便这样，茶水还是常常喝不完。晚饭后，烧茶间便挤满了人。他们多上了年岁，撂下饭碗就往这儿赶，谈天说地，一直坐到茶桶见了底，才起身回家。“不喝掉，浪费了，可惜。”老人们就是这样，贪恋这份日复一日的寻常。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上了初中。那年夏天，我突然发现烧茶间换了人——大娘换成了增寿的祖母，我们称她为大奶奶。我正想去找堂哥问个明白，还没寻着人，便先听说了缘由：增寿是我们村里最早当兵的人之一，服役不久就去支援老挝。大奶奶思孙心切，得了焦虑症。队长知道后，当即说服自己的母亲，把烧茶间的差事让给了大奶奶。
“军属，我们要照顾好。”绍荣哥对我这样说。他的话，像铁锤砸在钉子上，短促，有力。
如今，当年的烧茶间早已不复存在，村民们在那块地上盖起了三层楼房。可我依然能清清楚楚地想起那缭绕的烟雾，那嘈杂的人声，那热腾腾的烟火气；想起那两位烧茶水的老妇人，还有我那深明世事的堂哥。
虽然，他们都已经作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