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与“零余者”
文 乐
司马长风评论：“鲁迅的创作，是从‘揭出病苦’‘唤起疗救’的救世信念出发，而郁达夫的创作则是从献身艺术的真诚出发；鲁迅一心想做一个除旧开新的战士，而郁达夫只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
鲁迅的小说，无论是《狂人日记》对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还是《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性审视。他将诗意与哲理熔铸于叙事之中，通过叙述者与作者的间离，让读者在冷峻的文字中感受到炽热的忧愤。他笔下的悲剧，是整个旧时代的悲剧。
郁达夫则走向了另一极。他的小说《沉沦》《茫茫夜》等，几乎都是第一人称的自我暴露。他笔下的“零余者”们——那些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敏感孤独、精神苦闷，既不满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郁达夫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种“散”源于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与动摇，是一种灵魂无法安顿的“神散”。他的文字不讲求结构的严整，而是任由情感奔涌，被视为对日本“私小说”的一种颠覆。
从文学风格的分类来看，鲁迅是在“解剖社会”中致力疗救，郁达夫是在“暴露自我”中寻求解脱。尽管风格迥异，但作为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双峰”，他们的精神底色是相通的。那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鲁迅和郁达夫都坚信“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并都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
他们都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为留日学生，他们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寻找适宜中国革命需求的思想武器。鲁迅曾向郁达夫借阅挪威作家汉姆生的《饥》的译本，郁达夫则在创作中明显带有西方浪漫主义及日本文学的印记。这种开阔的世界眼光，使得他们的创作不再拘泥于传统文学的窠臼，而是直接参与了世界性的文学对话。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鲁迅的一生，是为了唤醒国民灵魂而不懈战斗的一生；郁达夫虽然早期作品显得“颓废”，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1938年，他毅然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辗转前线，甚至在远赴新加坡后，化名为“赵廉”在印尼苏门答腊从事抗日工作，最终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从消极的“零余者”到慷慨赴死的烈士，郁达夫用生命完成了文人向战士的转变，这也让他与鲁迅的精神轨迹最终汇合。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始于1923年。彼时，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干将，而鲁迅已是文坛前辈。尽管创造社的部分成员曾与鲁迅有过激烈的“革命文学”论争，但郁达夫始终是鲁迅坚定的支持者。他曾写下《赠鲁迅》一诗：“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两人友谊的高峰体现在上海时期的密切合作。1928年6月，他们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这份刊物成为两人友谊的结晶，郁达夫借此平台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则不仅翻译外国文学，还撰写了多篇编校后记。现存的大量书信见证了那段岁月，鲁迅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详细讨论了稿件编辑、版税支付等事宜，字里行间透露出战友般的信任。
除了辛苦卖力地工作，生活中的酒缘也是他们友谊的润滑剂。1932年10月，郁达夫在聚丰楼设宴，鲁迅在席间言“达夫赏饭”，催生了著名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