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
20世纪80年代，农村电视机很少。我家唯一的娱乐设备是一台“宝石花”牌收音机。一个村民小组，只有一户在街上做医生的人家有台黑白电视机。村民们唯一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就是看露天电影。
村里放露天电影，不需要村里的大广播通知，更不需要村干部上门邀请。总有些消息灵通的人会放出几号什么地方放露天电影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放电影之前，村民们便已知晓什么时候可以看露天电影了，有的村民甚至还知晓影片名。
放电影的场地，有时候是村委会门口，有时候是村小学操场。两根粗壮的竹竿上，绑着一块厚实的白布，那是荧幕。
放露天电影那天的晚饭，一般都会早些。吃过饭，父亲推出“永久牌”自行车，我坐在车架上，母亲坐在后座上。母亲的手里，端着两只“趴趴凳”。路上，有人骑自行车，有人步行，大家向电影放映点进发。
等我们到了放映地点，孩子们已经占据了放映场观影区的最前面，他们追逐着、打闹着。大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坐在自己带来的凳子上。附近的人带着长板凳，远地方赶来的，只能带矮凳子。带矮凳子的人只能和坐在长凳子上的人打招呼：“帮帮忙，我坐到你前面好不好，凳子矮，不会耽误你看。”有的人愿意让，有的人不愿意让。遇到不愿意让的，带矮凳子的人，只好把凳子往荧幕正前方的两边放，也不影响观看。有时候观看电影的人太多，来晚的人，只好到荧幕的后面看，看反片与看正片并没有太大区别，电影的声音，也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荧幕上所有人都是左撇子，所有动作全都反着来，甚是有趣。
父亲让我坐在矮凳子上，坐在观影区前面。父亲的自行车放在人群的后面，车身与荧幕平行。车脚撑在地上，父亲和母亲坐在自行车上，父亲坐鞍座，母亲坐后座。有时候我不愿意坐在前面，父亲就站着，让我骑在他的肩上。
一道白色光束投到荧幕上，大喇叭里响起“嘟—嘟—嘟—”的倒计时声音，荧幕上变换着“6、5、4……”的数字。孩子们发出一声“哇，开始了”的叫声，大人们一瞬间停止了谈笑，电影开始了。乡村的露天电影，一般都是革命主题的战争片，也有一些武打片、破案片等，比如《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神秘的大佛》《保密局的枪声》。
看电影的时候，村民们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他们谈论着电影内容，猜测着情节发展，判断着电影中的人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特务”。乡村露天电影，不需要保安维持秩序，不用设置隔离栏等安防设施，没有小商小贩来兜售花生、瓜子、矿泉水，更加没有服务人员卖如今电影院里观影时必不可少的爆米花。村民们有的会带点家里的炒葵花、炒蚕豆、炒黄豆来吃。孩子们不一定能看懂电影，他们边看边吃家长自制的炒货，看得不耐烦了，几个小伙伴跑到一边玩耍起来，个别调皮的孩子，向荧幕扔泥巴，惹来几声骂声。
父亲喜欢看电影。年轻时的父亲，是个时髦的乡村青年。春秋季节，即使夜间看电影，他也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而不是像其他村民一样，随便套一件布衫、穿着大裤头就去看电影。父亲边看边告诉我，“这家伙一看不像好人，后面肯定会叛变”“这个人武功好，除暴安良，是个侠客”。我虽然和其他孩子一样有坐在观影区前排的“特权”，但还是经常坐在自行车的车架上，边看边和父亲聊天。看到电影里紧张的镜头，我害怕得闭起眼睛，头紧紧挨在父亲身上，闻到父亲身上的烟味、汗味，感到无比安全。
我从未见乡亲们因为观看电影而打架斗殴，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也有邻村来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会因为谁挡住了谁的视线、谁碰挨着谁的身体、谁疑心谁对女孩耍流氓了而大打出手。
露天电影一般都会放两个片子，一些片子有人已经看过，就会离场回家，观影区的人会越来越少。父亲喜欢坚持看到最后，母亲便先骑车回家。月色朦胧，清风吹拂，观影区最后就剩下几十个人。母亲回家后，我紧紧依偎着父亲，睡意渐浓，期盼着早点回家。有时候可以搭乘别人的自行车，有时候没有车子，父亲就背着我回家，我趴在父亲的背上，昏昏睡去。
后来，我在其他城市也看过露天电影，附近的路灯、高楼的轮廓灯、汽车的车灯……灯光让城市露天电影总是在一片光亮中播放，还有不时传来噪声，放映效果大打折扣。我总是未等到电影结束，就离开了。
如今，村委会办公场所已从简陋的一排瓦房变成了一座三层的漂亮楼房。我们的乡村小学，已经消失不见。村里，再也不会放露天电影。童年和我一起看电影的乡亲，一些已经离开人世，小伙伴们也大多离开家乡，天各一方。父母已经老去，我再也回不到童年看露天电影的时光，再也不能依偎着父亲看露天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