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起徐渭故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青藤书屋。其实，徐渭在绍兴的故居不止一处。其中，有一处宅院叫酬字堂，占地达十亩，是青藤书屋的十倍以上。它不但面积大、功能全，而且也很有文化和故事。
祁彪佳《越中园亭记》载：“酬字堂，徐文长先生所筑，时总制胡梅林公馈百金构先生文，受之，筑是堂，故名酬字。”话说嘉靖三十四年（1555），胡宗宪出任浙直总督，负责东南沿海抗倭事宜。因他对徐渭的文才与性格早有耳闻，便聘请其为自己的幕僚。当时，胡宗宪在杭州吴越王钱镠所建的望天门遗址上重起楼台，更名镇海楼。楼阁落成后，胡宗宪让徐渭撰写楼记。徐渭挥笔写成《镇海楼记》，行文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既描绘了镇海楼的雄伟形制，也表达了对胡宗宪抗倭功业的期许。胡宗宪阅后大为赞赏，作为对徐渭的酬谢，“趣召掌计廪银之两百有二十”，胡宗宪赠银一百二十两（有说两百二十两的），并嘱托“听说你长期寄居在外，这钱拿去买座像样的宅子吧”。
这可是一笔高额稿费，徐渭先是坚决推辞，认为这份酬劳过于丰厚，自己不敢接受。胡宗宪说：“我比不上当年的晋国公裴度，但你这篇文章的价值，却足以超过皇甫湜为裴度所写的《福先寺碑》。如果用当年那件事的标准来衡量，反倒显得我给的报酬太单薄了，你有什么好推辞的呢？”于是，徐渭只好接受。
回到绍兴后，徐渭又变卖掉自己收藏的部分珍贵文物，凑足与胡宗宪的酬银等量的一百二十两白银。随后，他便在绍兴府城东南郊的一片区域，购置了十亩地。据徐渭《酬字堂记》记述，这片宅园的最初布局是：“有屋二十有二间，小池二，以鱼以荷；木之类果、花、材三种，凡数十株；长篱亘亩，护以枸杞，外有竹数十个，笋迸云。”主体建筑为房舍二十二间，园子有两个小型池塘，用来养鱼种荷，在院子里种了几十株树木，还修建了一道绵延覆盖整个庄园的篱笆，并在篱笆周围种植枸杞，形成一道天然的防护绿篱；园子的外侧则种植了一片翠竹，长势极为茂盛，春笋甚至能高耸入云。据祁彪佳记载，堂前樱桃最盛。
这座住宅建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徐渭生平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自有住宅。为了感念胡宗宪的知遇之恩，他将其取名为“酬字堂”。但酬字堂并非单纯用来栖身的“住所”，而是被徐渭有意识地营造成了一座兼具居住、休闲、宴客功能的“园林”。徐渭还在这里迎娶了继室张氏，并度过一段宁静且宽裕的日子。“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即写出了徐渭难得的闲适生活场景。徐渭的好友沈明臣有《徐记室新居纪事》一诗写酬字堂曰：“堂寝足盘桓，高斋以容膝。墙南花木深，邻西竹影密。圃旷清池双，林深小楼一。”
然而，随着胡宗宪被逮捕入狱并惨死狱中，徐渭极度恐慌，并在精神恍惚之下，杀死自己的继室张氏，随即被投入监狱，开始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而这座曾经给他带来短暂安稳生活的酬字堂，也在这一时期被卖掉。沈明臣《过文长故业作》诗云：“水连巷口夕阳斜，细雨东风湿杏花。酬字堂前双燕子，不知今日属谁家。”后来，园林逐渐荒废。《越中园亭记》载：“今堂虽湮没，而地以人重，不可不存斯名。”可知，明末时酬字堂已湮没，仅存其名。到了清代，道光《会稽县志稿》中，仅在“古迹”门类下留下了一句极为简略的记录：“酬字堂，在会稽县治东南，明徐渭所构，其废址今不可考。”没有记载它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记载它的荒废时间，仅留下一个模糊的“东南”方位。这说明至少在道光年间，酬字堂的具体遗址位置，就已经难以确切考证了。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酬字堂记》中的文字描述，去遥想这座明代文人宅园的昔日风貌。
在《西湖梦寻》中，张岱在记述杭州镇海楼的相关沿革历史时，特意援引徐渭《酬字堂记》中的原文，并详细复述了胡宗宪赠银、徐渭营建酬字堂的这段往事。在文章的末尾，张岱还写了一首诗，其中的“而今纵有青藤笔，更讨何人数字酬”一句，既是对徐渭生平遭遇的感慨，也暗含着对酬字堂的缅怀之情。虽然相比于徐渭的另一座故居青藤书屋，酬字堂在后世的知名度低得多，但即便如此，仅由徐渭本人所撰的《酬字堂记》一文，也足以奠定它在明代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以及它在明代江南园林发展史上的典范意义。
青藤书屋。见习记者 王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