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出门锻炼，不经意间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香囊。步出小区，行走于街头，不时发现有老人在售卖已经捆扎好的艾叶、菖蒲。端午节又到了。
小小香囊，各色香药置于其中。人闻之，提神醒脑；百虫闻之，退避三舍。艾叶、菖蒲，插于门上，其功能，大抵也是如此。
据清朝人王有光《吴下谚联》记载，江南苏州一带有一则谚语，称“端阳有雨是丰年”，以此占卜是否丰年。民间谚语多为劳作与生活经验的积累，应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端午时分，已是惊蛰之后，得天地正中，阳气上升，真火当头。端午节的这场雨，真称得上是一场“及时雨”。
端午时节，百虫如蜈蚣、毒蛇、蝎子，趋于活跃，驱虫避害尤显重要。香囊、艾叶、菖蒲，乃至饮雄黄酒，都是为了避免虫豸的侵害。据清人范寅《越谚》记载，每年端午节，绍兴民间百姓人家大多会书写一副对联，将对联贴在床头或屋柱之上。对联内容较为统一，大致为：“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
民间如此，皇帝人家也少不了此类习俗。明代中叶，明孝宗在位之时，每次遇到端午节，都会亲手写一副桃符，贴在便殿上。桃符云：“彩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小小的一副桃符，将皇家的端午习俗和盘托出。一是头上佩戴由彩色丝线织成的长命缕。在明代，杭州民间也有这一习俗，儿童头上多系长命缕，有人借此认为是“北虏”习俗的流风遗韵，亦即南北朝时南方人詈骂北方人为“索虏”的遗风。这种说法是否符合道理，暂且不去管它，至少说明当时儿童在端午时节头上佩戴长命缕的做法，目的是在辟邪和对长命百岁的期待。二是桃符的文字，是用丹砂书写，旨在“避兵”。假如说民间用雄黄的目的是驱虫避害，那么皇家的目的就稍显高大一些，是为了“避兵”，让百姓安居乐业。
犹忆儿时，故乡越地的端午习俗，与今日各地所行，同中有异。端午是四时八节中的大节。吾乡习俗，当此节日，毛脚女婿无不带着各色礼物，前去丈母娘家“望端午”。故乡的端午饮食，最看重的是食“五黄”。所谓五黄，即雄黄酒、黄鱼、黄鳝、黄瓜、鸭蛋（取其蛋黄之义）。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黄瓜，皮色发青，按照吾乡的说法，应该称为“青瓜”，主要用来制作“贡瓜”；黄瓜的皮色发黄，则多用来制作酱黄瓜。时值端午，大人取酒中雄黄，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上一个大大的“王”字，借重百兽之王老虎的余威，令百虫趋避远离。路上孩童相见，各自凝视对方，无不莞尔。
自古端午娱乐，当数赛龙舟。越地端午，同样也有赛龙舟之俗，按照乡谚所称，一般写作“搲龙船”。据范寅《越谚》所载，越地“搲龙船”，最早始于吴王夫差与西施一起玩的“水戏”，后来演变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至隋朝，隋炀帝所用龙舟，“画而不雕”，与民间所用龙舟稍异。又按《元典章》一书记载，在元朝，江淮、闽广、江西民间，普遍流行赛龙舟之俗，称为“撶掉龙船”，且在时间上并非限于端午一节，甚至上巳节也同样流行。清代越地，每当遇到赛会，就要“搲龙船”，但也不仅仅限于端午一日。如暮春下浣，陡亹（斗门）、安昌、东浦等市镇，都要赛会搲龙船；四月初六，在青甸湖；六月初七，在章家衖桥；六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在吴融、小库、皇甫庄等村。每年赛会搲龙船，共计有30多次。每次赛龙舟，船头必昂竖龙的首、项，而龙尾正好橛在舵上。船上置有金鳞、彩旗、锣鼓，热闹无比，甚至会扮演各种故事。至于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窃以为吾乡先贤张宗子笔下所记镇江焦山观龙舟竞渡，应该已是此类文字的绝响，余者可以不看。
儿时正值特殊时期，赛龙舟一类的节日活动早已绝迹，仅存于乡老的记忆中。在我上学的张溇村，河舫中尚系有一只龙舟，但其功能不再为赛会之用，而是改为救火，故号称“救火艇”。不过，据乡老的回忆，民国时期周家桥一带，端午赛龙舟煞是闹猛。每当赛时，船首立有一人指挥，喊号子、调节奏，众人合力划船向前。张家店的张百生，头小，绰号“小头百生”，就曾在船头充当这一角色。他有一项绝技，可以在小小的船首“打火跳”（即翻筋斗）。
今人一提端午，自然会联想到粽子。一说粽子，必说嘉兴五芳斋。端午食粽之俗，约略起于汉晋之时，时称“角黍”，最初仅流行于楚地，而后遍及全国，似已成了今时的国俗。故乡越地，端午不吃粽子，过年方吃，与年糕一起，成为祭祖、祀神的福物。至于粽子，现在花色众多，口味各异，实则已与古时相去甚远。记得客居狮城之时，吃过当地马来土著华人所裹“娘惹粽”。一口咬下，吃出了五香粉的滋味，很是诧异。后来阅读宗懔《荆楚岁时记》，方知古时粽子，即有香药之味。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信然。
端午，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民间节日，却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记忆。在记忆的流变过程中，有些中断了，有些仍不绝如缕，却多了一些地域之间的差异。这或许就是节日的魅力所在。（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