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宝良
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带有地方色彩，此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因生活而创造了人文世界，而士人的人文世界，亦因地域之故，呈现出不同的人文特色。进而言之，基于“人文地气”之上的区域（或称地域）文化，其文化个性的外在呈现，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名片或文化表征。
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亚文化，更是江南文化的典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吴越文化范畴的界定，必须遵循族群、邦国、行政地理三个维度。姑且不论族群、邦国，仅就行政地理而言，假若说吴文化以吴郡（后来的苏州府）为行政地理中心，那么，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可谓吴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吴文化的中心；假若说越文化以会稽郡（后来的绍兴府）为行政地理中心，那么，以绍兴为中心的“越中”堪称越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越文化的中心。在历史时期，吴、越地理接壤甚或错壤，风俗多有相近之处。尽管一条浙江将吴、越分隔，由此形成浙西、浙东，但从“吴会”“吴越”“三吴”“两浙”之类的称谓中，不难读出吴、越文化趋同的内在特性。
吴越争霸与文化权力竞争
吴越争霸的历史，最终以楚国灭越国而告终。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之强甲于海内，吴越之地，尽属楚国羁縻。秦统一中国，邦国的历史随之结束，作为一种政区的郡县制度得以在全国确立。吴越两地，尽由会稽郡加以统辖。随之而来者，是吴越文化由邦国文化转而变成与政区相应的区域文化。于是，吴越之争，不再是疆土与政治权力之争，进而演变为一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权力竞争。
吴越争霸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疆土与政治权力之争，进而形成一部完整的“吴越春秋”。吴越争霸（前510—前473）是春秋末期东南两国的生死对决，也是周代末年礼崩乐坏、霸权转移的表征。吴越争霸的时代，正处于春秋落幕、战国前夜的时代，是春秋最后一场大国争霸。勾践是春秋末代的霸主。两国争霸，吴国先胜一筹，越国辖地收缩，并向吴国称臣。其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最终灭掉吴国，越国也胜一筹。这场看似疆土与政治权力的竞争，实则具有两大影响：一则重塑地缘格局，使整个东南地区得以整合，且影响长达千年。吴越本来“同俗”，且言语相通，文化同源。在历经争霸—兼并—融合之后，大抵奠定了江南文化的共同体基础；二则重塑江南文化符号。一方面，勾践卧薪尝胆之举，成为越地隐忍、坚韧、复仇图强的文化图腾；另一方面，吴之尚武刚烈，越之坚韧务实，一经融合，最后汇聚成为江南文化的底色。
秦统一全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的邦国时代，转而开启了大一统之下的郡县行政区时代。就区域而言，吴越两地属于江南；就区域文化而言，吴越文化属于江南文化。自唐代以后，江南号称“佳丽地”。不过，江南的开发与发展，同样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历程。直至残唐之后，钱氏立国，吴越国五王继世，包括吴越之地的“两浙”才开始繁盛，且使吴越文化趋于一体化。
与其系统梳理吴越文化权力竞争的历史，倒不如将这种文化权力竞争置于元末以来的明代加以考察，更能揭示竞争的内在理路与本质。元代末年，吴中“好客”文人，当以昆山顾瑛、无锡倪瓒、吴县徐达左三人为最。以苏州为中心，更以三家为东主，随之形成了一个相当繁盛的区域文化圈，亦即吴文化圈。明初立国，吴地文人因与张士诚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之受到新朝政权的打击，吴地文人的文化权力一落千丈。反观浙东文人，因为参与新朝的建立而受到眷顾，地位随之上升。这些浙东文人，或在元末被朱元璋征聘，从戎于幕府，或凭借文学之才，受知于新朝，无不借助政治权力而巩固他们在文坛的地位。尤其是宋濂，一则凭借王佐之才受聘于草昧之间，最终辅成帝业；二则立国之后，更是制礼乐，定律历，敷文德，颂武功，深得朱元璋的眷宠。随之而来者，则是浙东文人最终掌控了明初文苑的话语权。
明中期以后，吴越文化权力之争一直延续，且各擅胜场。简言之，这种文化竞争大抵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展开：首先，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崛起，且兼文事、武功，死后谥为“文成”，被人誉为可与刘基并称。其结果，则是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越地学术一时成为显学，并占据学术话语权的中心位置。其次，明代中叶，“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这种文人群体的突然崛起，其影响力显然已经超越了所有区域文化。举例来说，皇甫涍、皇甫冲、皇甫汸、皇甫濂，四兄弟好工诗，称“皇甫四杰”；黄省曾、黄姬水父子，擅长诗赋；文徵明，诗、书、画号称“三绝”，其子文彭、文嘉，则仅得徵明之二，精于书、画；陈淳既善词翰，又精于作画，其子陈括，精于花卉之画。区域文化与家族传承结合在一起，使苏州区域文化的影响力更趋扩大，从文学、书法、绘画乃至生活诸方面全面掌握了文化话语权，进而引领全国的风尚。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因为“时尚”“苏意”“苏样”等新名词的出现，更是足以证明如下事实：以吴地为代表的文人雅致生活，开始引领当时的风尚。有一个事实又不得不承认：明代中期以后，在吴越文化竞争中，除阳明“心学”之外，在文学、书法、绘画、生活风尚各个方面，越文化不免稍逊吴文化一筹，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
江南：南北比较视域下吴越文化的趋同性
在春秋以前，吴自吴，越自越，吴与越并不属于一个文化区。换言之，吴文化与越文化原本是两支独立的、平行的文化。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吴越文化”，自春秋以后才得以形成。就族群、邦国、行政地理三者而论，吴越自然属于不同的族群、邦国与行政地理辖制，但若将吴越置于整体性的南北区域分野下加以观察，那么吴越又堪称“一体两面”，最后形成“吴越”一称，进而使吴越文化趋于一体化。换言之，吴越文化属于江南区域文化的表征，从而与北方中原文化有所区别。
首先，“南蛮鴂舌”之说，足以证明吴越方言具有统一性。从吴越两地的方言来看，从最初的古越语，到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这一演变历程足以证明吴越方言具有统一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同音共律”，古越语与吴越方言的统一性。越国大夫文种云：“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相同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此书称吴越两国，“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由此可见，吴越是异国而同族，两国的语言应该是相通的，最初都属于古越语。这一点从先秦两汉的历史地名也可以考见。第二，吴越具有共同的方言即“吴语”。明人陆容与王士性，均已发现以下事实：书可以同文，但文不可以同音。方音随地域而异，方音不同，自然形成各种区域性的方言。在考察方言、方音时，陆容发现吴语中存在着“王”与“黄”发音不分的现象。王士性的观察更为仔细入微，他不但发现了方言、方音中的南北差异，更发现在一省、一府、一县之内，同样存在着声音的差异。有意思的是，王士性真实地记录了吴越两地在明代的方音。譬如在吴地，“何”读若“湖”，“县”读若“院”；在越地，“王”与“黄”、“周”与“州”、“陈”与“秦”、“山”与“三”、“星”与“声”、“申”与“辛”、“舒”与“胥”，在读音上均为一音。陆、王两人的记载，同样可以作为吴越两地方言、方音趋同性的一个佐证。第三，吴越方言相通性举隅。吴越方言读音相同，其例甚多。不妨试举两个例子如下：一是蛋黄、蟹黄之“黄”字，吴越两地，均读若“荒”。譬如，事情半途而废，苏州人称为“坍黄”。这个“黄”字，吴音即与“荒”字相混。可见，所谓“坍黄”，实则“坍荒”之意；二是“叫花子”，是乞丐的通称。至于“叫”字的读音，吴地一般多写作“告化子”。可见，“叫”字吴音读若“告”。在越地，通常亦将乞丐尤其是男丐称为“告花子”，亦是将“叫”读若“告”。
其次，“同气共俗”之说，足以证明吴越风俗具有同一性。比较吴越两地风俗，大致具有同一性的特色。早在春秋时期，范蠡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称“吴越同俗并土”，其意是说吴越两国不但风俗相同，而且疆界亦很难划分。无论是“同气共俗”之说，还是“同俗并土”，无不证明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风俗具有内在同一性。鉴此原因，过去的研究者在探讨风俗区时，多将吴越两地归类为一个风俗区，即所谓“吴越风俗区”。这显然符合历史的实际。到了明代，谢肇淛、王士性，均有关于吴越风俗相似性的阐述。谢肇淛在论及各地人的性格、风俗时，将吴越置于一处讨论，云：“吴、越浮矣，而喜近名。”换言之，吴越两地风俗以“浮薄”著称，却又好名。王士性在说到浙江嘉兴、湖州两府风俗时，直言嘉兴风俗“近姑苏”，湖州风俗“近松江”。
再次，“知巧之地”之说，足以证明吴越文化性格具有趋同性。吴越地处江南，是江南文化的表征，显然具有共同的文化性格。这种相同的文化性格，主要体现在人才辈出上。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曾有如下感叹，造化精英孕育的产物，在其他各地均转化为“方物”，而在吴越两地，则只产人、不产物。一方面，吴越两地之人，“既繁且慧”，导致“冠盖文物”颇盛；另一方面，即使两地的百工技艺之人，也都是“儇巧异常”，导致人工而成之物，同样“足夺造化”。王士性的说法，显然引发了王思任、袁中道的共鸣。王思任直称吴越两地，属于“知巧之地”。在袁中道看来，地处江左的吴越两地，因为山川秀美，导致当地所产，多为“智慧灵颖之士”。江左之人，未必能与天下人“角力”，但天下之人，决不可与江左之人“角智”。诸如此类的说法，显然已经道出吴越两地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显然与吴越两地民间识字率高颇有关系。吴越两地如此高的识字率，显然为江南被称为“人文渊薮”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
吴与越：江南文化视域下吴越文化的差异性
吴越两地，同处江南。至于吴越的分界线，究竟是松江（即吴淞江），还是钱塘江，则在历史时期的学者中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钱塘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吴淞江。概言之，从行政地理的角度来说，吴越的分界线自应是吴淞江，杭州、嘉兴则属于越地；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则似应钱塘江为界，杭州、嘉兴、湖州更近于吴地，于是后世遂有浙西、浙东之说，所谓“吴越到江分”，倒也不无道理。正如谭其骧所云，在春秋时期，吴越之间基本上以钱塘江为界。这一说法，可谓切中肯綮。后来的吴越文化，大致也可以钱塘江为界，从中分出浙西与浙东。
早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两者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文野之别，即：吴国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显示出“文”的特征；而越国则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土著特色，显示出“野”的特征。同处江南的吴越文化，有着相同的“小桥流水”这种文化意象，但正如王士性这位明代人文地理学家所云，吴越“分土”，山川风物，“迥乎不侔”。吴越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同样相当明显。这可以从方言、风俗、文化性格三个方面加以深化讨论。
首先，“吴侬软语”与“硬直之音”之别，吴越方言具有差异性。吴越方言自然同属于吴语方言区，但吴越方言尤其是方音，同样存在着一些差别。第一，从明代的史料记载中不难发现，吴越两地方言尚有所差异。如取物，在吴地称为“擔”（平声），而在绍兴、宁波的浙东一带，则称“驼”。第二，吴地之语，因口音软糯，而被人称为“吴侬软语”。反观越地之语，口音却甚是硬直。越地久已流传一句俗谚，称：“绍兴人讲白话，苏州人讨相骂。”俗谚所称“讨相骂”，是越地方言，意思犹如俗语之“相骂”。仔细考察这句俗谚的意思，绍兴人说话嗓门大，语音硬直；苏州人说话声音小，语音软糯。绍兴人聊天的语音、口气，犹如苏州吵架的语音、口气。同是吴语，说话时一软糯，一硬直，两相对照，方音区别明显。对此，当代武侠作家金庸深有同感。他在小说《鹿鼎记》中，借助韦小宝对陈圆圆所说的一段话，道出了绍兴话与苏州话的区别：“我听人说，西施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相貌虽美，绍兴人说话，哪有你苏州人说话又嗲又糯。”可见，在金庸的心目中，绍兴话与苏州话之别，主要在于绍兴话硬，苏州话“又嗲又糯”。
其次，“俗靡”与“俗朴”之别，吴越风俗具有差异性。江南各地民间生活风俗的差异，大致可以说明吴越文化有所不同。早在明代，学者杨士奇就已明确指出浙东、浙西风俗有异：浙东风俗有趋于“文雅”的倾向，在这种“文雅”的背后，则是存有“务尚之意”；浙西风俗有专骛“浮华”的倾向，在这种“浮华”的背后，则是开始流于恶薄。“文雅”与“浮华”相对，名义上是浙东、浙西风俗之异，实则就是越地与吴地风俗之别。王士性更是从地理环境出发，比较浙西、浙东的风俗差异：浙西，泽国无山，风俗“靡而巧”。此处所言“浙西”，大抵指嘉兴、湖州两府，从地理上讲，更加靠近苏州、常州，且原本属于吴地。反观浙东，负山枕海，“其俗朴”。这是因为，从地理上讲，“瓯越为一区矣”。经过上面的简单比较，吴越风俗之异随之得以凸显：吴地风俗侈靡，越地风俗敦朴。
再次，“多慧”与“敦朴”之别，吴越文化个性具有差异性。山水不同，造成吴越士风有别。明代文学家王思任在讨论苏州与余姚的区别时，曾从地理环境出发加以区分。王思任认为，苏州地处“沃土”，自然使当地之民具有“谑”的性格特征；反观绍兴府余姚县，因地处“瘠土”，同样造就了当地之民具有“忍”的性格特征。吴越文化性格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第一，“侈靡”与“俭啬”之别。正如前述，吴地风俗相当“丽靡”。风俗侈靡的结果，则造成风气“浇薄”，甚至为人“空心虚伪”。反观越地习俗，清人戴名世认为，绍兴的山水特点，造就了绍兴的人文俗尚。绍兴人文，自宋以来，至于明，堪称到达极盛。其人文俗尚的特点，就是“尚气节，敦诗书”。俭啬之性，反映在日常生活习俗上，就是生活节俭，不事奢靡。考绍兴人生活俭朴，显然渊源有自。据《嘉泰志》记载，绍兴人的生活习俗，“不奢靡，士大夫家占产甚薄，缩衣节食，以足伏腊”。到了清初，史家谈迁对绍兴人之俭朴也深有感触。越人善贾，这是一种天性。照理说来，善贾则易赚钱发家，更容易导致生活奢靡。然让谈迁感到惊异的是，越人虽善贾，但“类缩口节腹，讳土木而谢藻绩”。第二，“软美”与“刚倔”之别。吴地固多诗书翰墨之士，或文章华国，或才艺绝伦，导致苏州士人性格，往往有“软美”之诮。反观越地，绍兴人则具一种“刚倔”之性。这种区域文化性格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山水、风土、人文传统的产物。清人邵廷采就越地文化性格有过一番议论，从中可知绍兴人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类有强直不屈之气，体现为一种“刚倔”之性，而从这种“刚倔”之性演变而来者，则是表现为“义烈”；另一方面，却又善于观时变，见机势，体现为一种“狙诈之情”，这种狙诈，一旦奋起，同样可以变为忠孝。绍兴人的倔强之性，除却刚硬的面相之外，另一面相则是“忍”，以及由此而来的“韧”。这一传统，显然源自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第三，“山人气”与“师爷气”之别。无论是“三吴”，还是“两浙”，所产人才，确乎甲于天下。当然，三吴、两浙之人，因其独有的文化个性，导致两地之人的性格具有双重特点。三吴、两浙士人的内部分化，尤其是吴越两地士人本身所具有的“儇巧”“辩晰”“狙诈”等特性，导致两地科举无门的士人，在选择叉路时开始出现分化：吴地之人，以做“山人”“清客”为主，带有“山人气”；越地之人，以入幕成为“幕宾”（俗称“师爷”）为主，带有“师爷气”。山人与幕宾所尽的职责，稍有区别：山人之职在于“帮闲”，而幕宾之责则在于“帮忙”。
中国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所谓“多元”，不仅是指中原王朝统治地区的汉文化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着差异，而且还指同属中原王朝的汉文化，同样存在着区域差异。就吴越文化的差异性而言，显然是中国文化具有“多元”特点的最好例证。假若说民间盛传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是“江左风流”的一种遗韵，那么，同样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徐文长故事”，则是“江南风骨”的典型表征。所谓“一体”，是指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指向，进而汇聚成一个中国文化的共同体。就吴越文化的趋同性而言，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具有“一体”特征的最好例证。无论是“吴越”并称，还是“江浙人文薮”之说的出现，无不是吴越文化“一体”的佐证。
假若将时间从古代、近代转向当代，将空间从吴越转向江南乃至长三角，那么，在面对长三角日趋一体化的当下，吴越文化的比较势必将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足够的历史借鉴。概言之，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之根，适度的区域文化竞争是保持地方经济活力的前提；二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既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又须抛弃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利益。就此而论，吴越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先进、文明的文化特色，可以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足够的助力。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迪荡湖夜景。 陶建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