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书体交相发展，书法进入了自觉创作的艺术境界。这时，隶书已进入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从成熟发展到高峰，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而王羲之正是这一时代最为光辉灿烂的代表。
成功的背后有着一群书法大家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上，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久、影响程度最深的，以一个家族而论，无疑当推起自东晋的王氏。千古书圣王羲之，正是在弥漫着翰墨之香的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书法世家中，熏陶出来的。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后徙居会稽山阴，尝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卒后葬剡县金庭（今嵊州市金庭镇）。
王羲之的叔父王寓（276-322），飞白独佳，“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芝）、卫（瓘）遗法，自过江，右军之前，世将（王廪字）书独为最，与荀勖画为明帝师。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二房从伯王敦（266-324）也擅长草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大房从伯王导（276-339）。
行、草俱佳，“晋元、明二帝并工书，皆推难于导，故当世尤所贵重”。三位长辈都尽力传授王羲之书法技艺，使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书法教育。
少年王羲之在书法上受益最多的，则是来自卫夫人（272-349）的悉心传授。卫夫人卫铄，字茂漪，是王羲之的表姨母，其书“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卫夫人不仅书法明丽秀美，还总结书法实践，写成了《笔阵图》。王羲之对姨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得悉姨母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地写下了闻名于世的42字《姨母帖》：“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对王羲之成为书圣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还有他的岳父郗鉴（269-339）、夫人郗璿与诸内弟。郗鉴为山东高平人，司马睿称帝后，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后为尚书令，是东晋重臣。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草书卓绝，古而且劲”；他的书法“丰茂宏丽，下笔而刚决不滞，挥翰而厚实深沉，等渔父之乘流鼓榧”。内都会郗鉴之子郗愔（313—384）、郗昙（320—361）均受家学而善书。郗愔诸体皆善，草书尤胜，“善众书……尤长于章草，纤浓得中，意态无穷，筋骨亦胜”。南朝时会稽人、书法评论家虞和认为，“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可见，王羲之娶郗璿为妻前，其书艺还不在郗愔他们之上，是在后来与郗氏的交流切磋中，不断提高起来的。
王羲之的成功，是一个极好的励志故事。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论自身的天资、身体等先天条件，王羲之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差些。但先天不足后天补。王羲之正是在良师传道、益友互学、家人熏陶的基础上，勤学苦练，博采众长，承古启新，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书圣的。
集魏晋风度与儒家审美于一体的千古书圣
圣人，是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只有那些人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行为最高洁的人，才称得上圣人。王羲之作为书圣，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一时的，而是历代公认的。
早在东晋之后的南朝梁时，善书善鉴的饱学之士梁武帝萧衍（464—549），就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这样高度肯定的评价：“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他还命令周兴嗣（？—521）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纂成《千字文》，作为识字习字的启蒙教材，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王羲之书法的传播。
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将集王字的《千字文》，临写八百余本，分施浙东诸寺，极大地弘扬了王氏书风。
唐太宗文韬武略，更是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推崇备至，对王书给出了一边倒的评价：“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初弘文馆学士“三少”之一的李嗣真认为，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正书、行书、草书与飞白，王献之的草书、行书及半草行书，“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其中他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给了他“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的称誉。这便是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的“书圣”之誉。
至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鉴赏家张怀瓘进一步对王羲之书法得出了“独擅”“盖代”的结论：“惟逸少笔迹道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并进而指出，王书“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以上可见，至唐时，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一如他的书法本身，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至高无上的程度。此后对王书的评价，无出其右。
然而，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认识与了解，也有不够全面的问题。由于《兰亭序》的巨大影响，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认识，往往仅仅停留在《兰亭序》上，至多也停留在他的行书上。
其实，王羲之对书法的贡献，远非如此。他的书圣地位，既建立在他开天辟地的书法艺术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他光风霁月的书法理论基础之上。得益于他对书体的杰出创变，书法的行书、草书、楷书，由草创而成熟，由多变而定型，达到了总诸家之功、集众派之妙这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境界；书法一变此前质朴淳厚的风格，扬起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自然率真的审美新风。这是王羲之为中国书法的发展作出的具有空前绝后意义的伟大贡献。
因此，王羲之不仅是书艺之圣，还是书学之圣；不仅是行书之圣，也是楷书之圣，还是草书之圣，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中国书法之圣。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善地体现了魏晋风度，又未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思想”。体现芸芸众生的本性，合乎中华文化的精髓，这是王羲之书风长盛不衰的原因之所在。
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书法的同义语。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右军千古！书圣千古！
（节选自《绍兴与中华文明》）
书圣故里（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王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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