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定
早些年常有人说，到绍兴旅游就是看几个台门。这话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道出了台门在绍兴的分量。撑起绍兴文旅半壁江山的那些故居、故里，归根结底，都由台门构成。到了绍兴，不转几个台门，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到过绍兴。
“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有记载，台门本是天子诸侯专属的建筑规制。历经宋元明清数朝更迭，这份专属的礼制建筑渐渐走向世俗，最终成为江南规整宅院的统称，一般前设门斗，入门便是一方天井，向内纵深延展是正厅堂屋，两侧分列东西厢房，院落尽头筑有座楼，天井或是后院凿一口水井，便是台门的标配。从台门的规模与格局里，能窥见主人的家世身份，若是带有后园的，必定是大户人家。
旧时，绍兴人远赴他乡为官、经商、做师爷，一朝衣锦还乡，要光耀门楣、彰显荣光，最直观的便是建造一座体面的台门。民国初年，绍兴城里流传着一句民谣：“绍兴城里五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多。”这些台门，多以姓氏或功名冠名，寿家台门、周家台门、状元台门、探花台门……一个个名号响亮，蕴藏着旧时古城的门第荣光。而我，曾在台门之中，度过了半生时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省第一家钢铁厂建在绍兴，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陆续集结在这座古城。单身职工住进简易宿舍，携家带口的，便被安置在政府统一调配的各式民居中。1964年，父亲从外地调入绍钢工作，我们全家随之迁居绍兴，在东双桥附近的一座老台门里，安下了家。
那座台门里，住着十多户人家，都是绍钢职工家属。邻里来自五湖四海，有山东的、山西的、广东的，还有省内其他各地的，南腔北调，习俗各异。我们心安理得地用着后院那口老井的水，却从未深究过这方院落昔日的主人姓甚名谁。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初的“新绍兴人”慢慢扎根，终究成了地道的“老绍兴”。在台门里，我度过了上学、参加工作、娶妻生子等人生重要阶段，直到2003年才搬离，一住就是四十年。
刚住进台门时，自来水尚未普及。日常洗衣洗菜，用的是井水或是后院外的池塘水，饮用水则要跑到百米开外的供水点去买，挑着抬着，极是不便。后来总算通了自来水，却没有配套的卫生设施。最初那些年，每天天蒙蒙亮，家家户户便把马桶摆到沿街路边，环卫工人拉着粪车逐一集中收取，这场景虽不雅观，却是市井生活的原生态。不知从哪一年起，这项服务取消了，大家只得每日拎着马桶、端着痰盂，去往附近的公共厕所倾倒。再后来，市政排污管网逐步完善，台门里的住户们各显神通，有的挖建简易化粪池，有的直接接通排污管道，勉强解决了“出口”难题。
随着日子推移，台门里的人丁日渐增多，各家各户零星搭建，你砌一道隔墙，我加一扇小门，原本宽敞的公共空间，变得拥挤逼仄。
如今，我在那座老台门里，还留有在房改时购得的几十平方米房产，房子或是空关，或是租给他人，我依旧时常回去看看。历经岁月洗礼，台门已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唯有斑驳粗糙的石门框、残缺磨损的青石板地面，以及后院那口静默的老井，依稀还能印证它昔日的风光。如今留守在台门里的，大多是耄耋老人，没了婴儿的啼哭，少了孩童的嬉闹，生机渐渐淡去。可奇怪的是，明明居住的人口比从前少了许多，我置身其中，非但没有觉得空旷，反倒比当年满院烟火时，更觉逼仄压抑。思量许久才恍然——以如今的居住条件，再回望这老旧局促的老屋，心底生出这般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十多年前搬离台门时，我心里没有半分留恋与不舍，反倒有一种“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兴奋。可如今回望，那些住在台门里的岁月，并非全然不堪。每每想起那些年夏夜在天井里乘凉的时光，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一起长大的玩伴，还有我与妻子初为人父人母的手忙脚乱，以及邻里们热心的帮衬，心底便漾起阵阵暖意。
那些被分割的天井、磨出深深凹槽的井栏、布满岁月痕迹的石门框，都化作了时光长廊里的碎片，静静折射着绍兴古城变迁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