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习之
长江，这条横亘中华大地的浩荡江流，既是滋养亿万生灵的自然母亲，也是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纽带。从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到东海之滨的浩瀚烟波，她串起了巴山蜀水的瑰奇、荆楚大地的雄浑、吴越江南的婉约，更在历史的层叠中化为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长廊。当文化旅游日益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明的重要方式，如何让长江黄金水道上的每一处风景不止于带来视觉的愉悦，而成为可触摸、可对话的精神场域？王兆鹏、李定广教授担任总撰的《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以三十余座沿江城市为节点，将六千三百公里的浩荡江水画卷梳理成一部可游、可读、可思的文化地理志，邀请读者在行走中与千年诗魂相遇，在实地的山水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月涌大江流》将每一首诗词放回它被写下的第一现场——那段江、那个渡口、那座楼、那座山崖。当你登上黄鹤楼，目睹李白与孟浩然在此揖别，然后久久凝望，直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是盛唐最动人的送别，是诗人将一腔深情托付给滔滔江水的永恒定格；而当你随杜牧登上齐山，在“江涵秋影雁初飞”中揣摩“尘世难逢开口笑”时，便会明白这座江畔小城为何能让诗人有“不用登临恨落晖”的旷达。这种书写策略，让诗词不再是纸上的抽象符号，而是与风声、涛声、猿鸣、月色融为一体，成为可感知、可沉浸的生命体验。
书中写每一个地方，所引用的诗文，都有与该地最具渊源、最为经典的作品。在奉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与杜甫的《登高》极为著名，因为前者写尽了诗仙在白帝城遇赦得还的狂喜，后者则将夔门的险峻与诗人的暮年悲凉熔铸为千古绝唱；写岳阳，首选杜甫的《登岳阳楼》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因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只有在洞庭湖的浩渺烟波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先忧后乐”的情怀只有在登楼远眺时才能被深切感受；选黄州，自然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因为只有亲自站在长江边，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才能懂得“大江东去”的那种时空苍茫感。解读这些诗词时，作者始终紧扣景点本身的地理特征与历史记忆——不是在书房里空谈艺术成就，而是告诉读者：这首诗正是在你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写成的，诗人眼前所见的就是你此刻面对的江流与山影。这种解读方式，使诗词与山水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也让旅行者的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月涌大江流》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将文化从纸面解放出来，让它重新弥漫于物产、饮食、技艺乃至一草一木之中。书中大量书写了沿江各地的风物特产：宜宾的五粮液与苦笋、泸州的老窖与荔枝、奉节的脐橙与晒枣、黄石的铜矿与铁冶、扬州的铜镜与芍药、南通的实业与刺绣……这些看似与诗词无直接关联的内容，实则构成了长江文化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没有岷江雪浪滋养的天府之国，何来杜甫草堂的千秋诗魂？没有长江水运的漕粮转运，何来扬州“烟花三月”的繁华盛景？书中引用地理学家的“恋地情结”概念，指出人类与环境的深度互动会使得自然环境成为情感依恋的载体。而情感依恋的发生，从来离不开具体的感官经验。杜甫在夔州吃到“槐叶冷淘”，发出“经齿冷于雪”的赞叹；黄庭坚在戎州品尝苦笋，写下了“小苦而反成味”的哲思；陆游在泸州登南定楼，念念不忘的是“荔枝红”……舌尖上的记忆，往往比任何抽象的说教更能将一个人与一片土地牢牢绑定。本书正是捕捉到了这一点，让读者在阅读诗篇的同时，也能闻到酒香、尝到笋鲜、触摸到文化的肌理。
《月涌大江流》在学术深度与大众接受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全书没有脚注和冗长的考证，但每一处诗篇解读、每一个人物评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嵌入，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例如对苏轼《念奴娇》中“人道是”三字的机锋揭示，对杜牧《清明》与杏花村归属问题的审慎辨析，都既见学识，又见趣味。
书中每一座城市都配有示意地图，严格依照实际地理位置描绘。这种设计暗示了一个深层意图：这不仅是一本给人“看”的书，更是一本可以“用”的书。读者完全可以带着它去实地寻访，在真实的山水间吟诵那些曾在同一地点写下的诗句，在古渡口、旧城垣、残碑前印证书中的叙述。它邀请读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在行走中与千年前的诗人形成某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还可以说，本书不仅提供了一部长江诗歌的精选集，更揭示了一种理解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的新路径——“诗路”。所谓“诗路”，即诗人行踪所构成的文学地理网络。
作者系上海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