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孟达
我有幸拜读了冯建荣先生的新著《绍兴与中华文明》。释卷覃思，颇有所得。这部恢宏巨作以十四编的宏阔架构，串联起绍兴两千五百余年文脉，将一方地域史融入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从整体看，全书在学术价值、内容建构与写作风格三个维度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追求。
一、从学术价值看，创新了越地文化研究的“关系范式”。
该书最显著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以越地观中华，以中华映越地”的双向阐释体系，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关系范式”。长期以来，区域文化史写作往往陷入两种困境：或流于地方自豪感的浅层抒发，满足于罗列本地名人胜迹；或囿于考据细节而失却整体关怀。而该书通过对绍兴与中华文明双向互动关系的深入剖析，成功地突破甚至超越了这两种局限。
作者始终将绍兴的历史命运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中考量。从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所奠定的务实精神，到秦始皇《会稽刻石》所孕育的碑铭文体；从王羲之兰亭雅集所呈现的晋人风骨，到王阳明“知行合一”对大禹精神的千年回响；再到鲁迅以笔为矛唤醒的民族灵魂……作者以恢宏的笔触，将绍兴的人、事、物锚定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上，清晰论证了绍兴并非中华文明的边缘点缀，而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见证者。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将这种“关联”简单处理为单向的“贡献”叙事，而是呈现出双向建构关系：绍兴既接受中原文明的文化辐射，又以自身独特的历史实践参与中华文明的创造与更新。从而跳出了地方史的固有藩篱，赋予地域文化研究更广阔的学术格局。
不仅如此，该书在选题层面也体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作者选择了一批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专题进行深度开掘：大禹祭典承载的国家礼仪与正统建构，方志传统体现的地方意识与历史书写，治水成就折射的古代科技与制度智慧，越医功德代表的民间知识与医疗传统等。这些议题链接着中华文明的核心关切，使全书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二、从内容建构看，致力于全景式的系统性与考据式的严谨性。
在内容建构上，该书以十四编的专题框架统摄全书脉络，覆盖历史、哲学、艺术、水利、医学、民俗等诸多领域，从《大禹的丰碑》《名士的风采》到《越医的功德》《回家的路标》，几乎囊括绍兴文化的核心要素，堪称一部浓缩的“绍兴文化百科全书”。
从逻辑构架看，全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编至第四编聚焦于绍兴的历史根源与精英文化：大禹奠定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秦始皇刻石赋予了它碑铭传统，而王羲之、陆游、王阳明等名士将这种精神推向新的高度。第五编至第十一编转向绍兴的文化生产与多元智慧：书圣遗风、手札信义、南宋意义、方志之乡、治水典范、东湖三美、围棋清乐、越医功德，每一主题都在探讨绍兴如何参与中华文化的创造与传承。第十二编至第十四编则呈现更深层的文化表征：越乡韵味提炼古城的精神内核，石刻人生窥见古人的生命情怀，地名路标牵出关于乡愁、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丰富话题。
作者善于捕捉绍兴文化的精神内核，敏锐地指出绍兴的江南柔情是历史冲刷后的温润包浆，而雄健风骨才是其内在肌理。比如，南宋之于绍兴的意义常被通史叙事忽略，而本书则特设“南宋的意义”专题，剖析绍兴作为南宋陪都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角色，填补了历史认知的空白。书中立论均依托权威文献记载与最新考古成果，不戏说、不杜撰，每一段论述都有据可考，为绍兴文化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
三、从写作风格看，彰显出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艺术。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传播愿望的著作，该书在写作风格上作出了颇具成效的探索。许多文史论著因文字晦涩、表述枯燥，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冯建荣先生秉持雅俗共赏的创作理念，突破了传统文史著作晦涩深奥的印象。
这种写作策略的成功，首先体现于对“中间风格”的精准把握。全书既非晦涩的学术专论，没有大量脚注与理论术语的堆砌；也非浅层的通俗读物，没有夸张的情节铺陈。作者以平实而富有张力的语言，在专业性与普及性之间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其文字兼具文人的温润与学者的沉稳，辞藻优美却不浮华，叙事流畅却不浅白，让沉睡在典籍中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
与此同时，作者还善于运用富有文学感染力的意象与比喻。“小桥流水人家、乌篷黛瓦楝花”所代表的柔美印象，与“足以撼动中华文明进程的雄健心脏”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始终。大禹精神被视为“务实的民族性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被解读为“大禹治水精神的千年回响”，鲁迅的风骨被追溯至“千年前刻在会稽山石上的那份坚毅”，等等。这些意象的反复与变奏，使全书在散点式的专题叙述之外，获得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与节奏感。
综上所述，《绍兴与中华文明》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越地文化史专著。它以流畅优美的文笔、严谨扎实的考据、宏阔深邃的视野，让读者真正读懂了一座城如何成为“名士乡”，又如何以名士精神滋养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它既是对越地文化的深情回望，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礼赞致敬。
作者系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