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手札的价值
手札，亦称手书，意为亲手书写的信件，即现代人讲的亲笔信。唯其亲笔书写，便使得书信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资料上的原始性。随想随写，率性率真，直白表白，坦诚表露，是人们进行私密交往的最原始的书面资料。
二是内容上的丰富性。生活琐事、乡野逸事、国家大事，应有尽有；情感表达、情谊交流、情况通报，无所不包。
三是文、书上的独创性。文为写信人所特别定作，书呈写信人之独特风格。
书信的这些基本特征，自然也使得书信具有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
一是知情。从中可以窥见特定时代的民意社情、特定地方的风土人情、特定人物的思想感情。
二是补史。以其资料、内容的真实权威与丰富多彩，补证、补正、补充相关的历史记载。
三是兴文。既丰富文学体裁、繁荣文学创作，又促进书画艺术的发展。
手札中的书法
手札，因为是亲手书写的信件，而且古时候是用毛笔书写的，所以每一封书信，尤其是不少名人的书信，往往也是独具特色的书法作品，方寸之间，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他们的书法功底与书法风格。
书圣王羲之传世的715篇著述中，书信有686篇，占了96%；其子王献之传世的100篇著述中，书信有92篇，占了92%。这些书信，短的数十字，长的上百字，内容涉及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天文地理与鸡毛蒜皮，或行书，或草书，或行、草兼有，信手写来，各成风貌。
欣赏这些手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崇尚自然、向往安宁、追求适意的魏晋时代，领略了那个张扬个性、率真任诞、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特别是这些书信中所呈现的书法，反映了“二王”书法的总体面貌，成了“二王”书风历千余年而长盛不衰的基础之所在。
彩笺手札的风华
历史上不少名人的手札，使用的是纸质精美、尺幅较小、印有自己斋号的个人专用笺纸或其他特制笺纸，而其中尤以彩笺最具代表性。
这种彩笺，不同于一般的笺纸，更不同于一般的纸张。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题材涉及博古，金石钱币、山水、花卉、蔬果、人物、罗汉、仕女、飞禽、走兽、昆虫等，制作通常要经过设计样稿、勾描分版、刻板、印刷四个环环相扣的步骤。
这些彩笺，风格细腻流畅，用色匀称妍雅，笺面清俊疏朗，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在这种彩笺上写成的书信，不仅仅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而是一件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精彩纷呈、交相辉映、意味盎然、品位高雅的综合性艺术品。
笺纸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可见其历史已非常悠久。唐宪宗元和间（806—820），“薛涛用笺”的问世，标志着私人专用笺的开始，薛涛也因此被认为是涂刷加工纸的创始人。五代时，出现了“砑光小本”笺纸，成为后来拱花技术的滥觞，其工艺一直沿用到清代。宋元时，较为著名的笺纸，分别为“芦雁笺”“十色笺”“清江笺”“观音笺”等。
明代是中国笺纸发扬光大且多有创新的时期，特别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木版水印笺开始流行。崇祯十七年（1644），胡正言（1584—1674）采用拱花等技术与方法，刻成以自己斋号命名的《十竹斋笺谱》，代表了当时笺纸印制的最高水平。
清代笺纸继续发展，特别是文人自印笺纸风气流行。王文治（1730—1802）、翁方纲（1733-1818）、阮元（1764—1849）等喜用金石、古玩、书法作品等为笺纸图案，形成了金石书笺流派。
会稽人赵之谦（1829—1884），博古通今，工碑帖考证。擅书法，碑书神妙，自成面目。善画，宽博淳厚，开清末写意花卉之新风。篆刻重章法，古厚，沉静，遒丽，独创新路。除自绘笺纸外，平时作札亦多用印制考究的“双鱼笺”“大吉祥洗笺”“夔龙佩笺”等。
宣统时（1909—1911），林纾（1852-1924）以古人词意，绘制成高雅清新的山水笺纸，开启了文人画笺之先河。
笺纸的高峰
笺纸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可谓历史悠久。其最后一个高峰出现在民国时期，这与文人画笺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绍兴的几位杰出人物，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罗振玉（1866-1940），曾制“双鱼洗笺”，古雅庄重，令人称羡。
陈半丁（1876-1970），工书擅画，兼擅摹印，尤善花卉，以画牡丹最为闻名，所画笺纸色淡图简、趣雅意繁，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吴光宇（1908-1970），原籍绍兴，生于北京。擅工笔人物画，尤长历史人物，所作笺纸线条流畅，造型准确，富有动感与民族特色。
民国笺纸高峰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成都诗婢家诗笺谱》《百花诗笺谱》等一批流芳至今、弥足珍贵的笺谱的出现。而其中《北平笺谱》的编印与《十竹斋笺谱》的重印，是由鲁迅先生亲力亲为，推动与完成的。
鲁迅先生是新兴版画之父，也是笺纸这一传统文化的忠实保存者、奋力开拓者与用心建设者。他对彩笺很是喜欢，1929年5月15日夜写给许广平的信，所用的便是两张分别画着枇杷果和莲蓬彩色图案的笺纸。
在鲁迅先生看来，笺纸“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为了保存和延续笺纸印制这一传统木刻艺术，也为了给从事版画的美术青年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鲁迅以“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在1932年回北平探亲时，在搜购了不少笺纸的基础上，于1933年2月写信给郑振铎（1898-1958），商量编印出版一部笺谱。
对于郑振铎搜集到的笺纸，鲁迅作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挑选，最后定稿为332幅，并对用纸、装订、开本、广告等，都进行了周全的考虑，两人协商相关具体事宜的通信竟有50余次。
1933年10月30日，鲁迅作《〈北平笺谱〉序》。同年12月，鲁迅承担了400银圆印费，内容丰富、编排得体、集笺纸大成的《北平笺谱》，分装为六册，由荣宝斋出版，这是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木刻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了提高该书的收藏价值，鲁迅与郑振铎两人又在每部笺谱上亲笔签名，分寄苏联版画家协会及美、英、法、日等国图书馆。初印的100部销售一空，加印的100部仍供不应求。1958年12月，北京荣宝斋新记为了纪念不幸遇难的郑振铎先生，在原版的基础上又印了一版，由中国书店发行。
《十竹斋笺谱》不仅是套色木版水印，还首创了凸纹拱花图案，其画技与印技令人拍案叫绝。鲁迅对该谱的评价极高，在1934年致郑振铎的信中赞赏“十竹斋笺样花卉最好”。1934年2月，郑振铎向鲁迅建议重印《十竹斋笺谱》，鲁迅深表赞同，出300银圆为刻工工资，并撰写了《〈十竹斋笺谱〉牌记》。与此同时，鲁迅还准备翻印陈洪绶（1598-1652）的《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可惜因故未能实现。
如今，笺纸似乎正在退出传统的应用领域，代之以收藏和鉴赏，逐渐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房清玩。然而，美好的生活需要丰富多彩，更何况人类的需求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人们，固然需要手机、电脑的干脆利索，同时也需要笔墨纸砚的温文尔雅。
（节选自《绍兴与中华文明》）
王羲之与王献之（AI制图）。
王羲之《行穰帖》。
王献之的《地黄汤帖》。
鲁迅、郑振铎编的《北平笺谱》之“蜀江得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