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需定供 让理论宣讲与青年“同频共振”

　　赵晨璐

　　理论宣讲是打通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如何让理论从“纸面”走向“心间”，从“组织动员”走向“自觉参与”，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当前，理论传播面临的核心症结在于供需错位。这种错位不是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宣讲主体、内容供给与场景设置的多维断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传统宣讲的主体和受众多为体制内人员，而人数更多的社会青年——创业者、自由职业者、新农人、网络主播等游离在外。他们并非对理论缺乏热情，而是传统模式在身份认同、话语习惯与空间距离上，与他们产生了隔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宣讲主体与受众身份存在“温差”。传统的宣讲力量多集中于机关干部、党校教师、先进模范等体制内群体，专业性强，与社会青年之间存在一定的壁垒。这些青年日常浸泡在直播间、创业园、快递站、文创街区，他们的语言体系、思维方式、情感触点与体制内宣讲员有着显著差异。台上讲的人不熟悉街头的烟火气，台下听的人找不到身份的代入感——一场宣讲下来，讲者投入、听者疏离，理论在抵达之前便已衰减。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青年不只是被动的“听者”，他们本身就有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却长期缺乏进入宣讲体系的通道。身份的单向性，导致了传播的单向度。

　　内容供给与接受习惯存在“时差”。青年的理论需求从不以“我想学理论”的形态直接呈现，而是包裹在具体的现实关切之中——职场的内卷焦虑、婚恋的价值困惑、政策的落地盲区、社会的热点争议。这些需求散落在深夜的朋友圈吐槽、直播间的弹幕互动、咖啡馆里的闲谈争论中。然而，部分宣讲仍习惯于“我有什么给什么”的线性灌输，围绕既定主题组织内容，而非从青年关切的切口入题。结果台上讲得条理清晰，台下刷着手机心不在焉。供需之间的“最后一米”，成了最难跨越的心理距离。不是青年不需要理论，而是理论没有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出现。

　　场景设置与生活动线存在“偏差”。会议室、报告厅、社区文化礼堂等传统阵地虽然庄重规范，却往往处于青年日常轨迹的“末梢”。当代青年的注意力往往是场景化、碎片化的——他们愿意在文创市集停留两小时，在公园草坪坐一下午，在网红街区逛一整晚，却很难专门为一场宣讲腾出完整的半天。即便偶尔组织到场，现场氛围的正式感和仪式感也天然抑制了轻松交流的可能。宣讲一旦不能嵌入青年逛街、社交、休闲的日常动线，便极易陷入“台上慷慨激昂，台下门可罗雀”的尴尬。不是人不在，而是人在别处。

　　针对这些症结，越城区以开放麦宣讲为突破口，从青年群体的需求出发重构理论传播链条，为破解主体、内容、场景的三重错位提供了地方实践样本。

　　首先，打破圈层壁垒，让“身边人”讲给“身边人”听。越城区将选拔半径从机关大院延伸至街头巷尾，连续3年举办开放麦宣讲大赛，不设身份门槛、不唯专业出身，吸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返乡创业者、网络主播、婚礼司仪、在校大学生等20余个领域超400名青年报名参与，累计吸纳培育近100名社会青年成为宣讲团骨干。这批从人群中“长出来”的宣讲员，天然带着各自行业的烟火气与话语习惯，用“第一人称”替代了“第三人称”，用“同龄人语系”消解了“官话套话”。当宣讲主体实现了从“职业选手”到“多元力量”的扩容，理论便不再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而是同龄人用亲身经历诠释的共识。

　　其次，调准话语波段，用“小切口”映照“大时代”。越城区围绕成长发展、社会热点、政策解读等青年“兴奋点”定制内容，将深刻的理论揉进自嘲调侃的段子、化入一吐为快的情绪释放中。一场关于“共同富裕”的宣讲，不讲大道理，讲的是茶农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富的三代守山接力；一场关于“文化自信”的分享，不引经据典，讲的是方言从市井乡音到流量新语的文化破圈。宣讲员还原身边故事，不回避现实的粗粝，不刻意拔高调门，在笑声和共鸣中完成价值的传递。这种“调频”背后，是对传播规律的深刻尊重——理论入心靠的不是声高，而是共鸣。把“组织要讲的”翻译成“青年想听的”，有意义的事才能变得有意思。

　　最后，推动阵地位移，在“生活圈”里建“学习场”。打破围墙，让宣讲从“请过来”转向“送过去”。越城区在文旅街区、文创园区等青年集聚区域布局20余个轻量化小舞台，在公园、广场等开放空间设置数百个流动宣讲场景。不讲排场、不摆架势，一张凳子、一支话筒就能开讲。午间顺丰网点，快递员歇脚时围拢听一段，政策就送到了跟前；傍晚龙湖天街，逛街的市民驻足看一会儿，思想便融进了烟火。理论学习由此从“计划供给”变为“场景吸引”，从一项专门任务化为日常风景。当宣讲嵌入青年本就常去的场所，“找不到人”的问题自然消解，理论传播也从“组织化动员”转向了“生活化渗透”。

　　（作者系越城区委宣传部理论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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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圈层壁垒，让“身边人”讲给“身边人”听；调准话语波段，用“小切口”映照“大时代”；推动阵地位移，在“生活圈”里建“学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