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定
有一位爱好收藏的朋友让我看他收藏的粮票，花花绿绿，有全国的，有地方的，有十斤二十斤大面额的，也有半两一两小面额的，分门别类，排得整整齐齐，品相好些的还套着透明塑料套，显得十分珍贵。望着这些曾贯穿中国人生活40年的粮票变为老旧的收藏品，我恍如隔世，顿生沧海桑田之感。
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定量供给制，粮票进入家家户户，随后油票、布票、糖票等各类配套票证相继推出，于是中国人的生活进入了“无票难购物”的时代。民以食为天，食求饱为先。在一应票证中，粮票无疑是最重要的，大家对粮票有种近乎神经质的谨慎——怕丢、怕偷、怕沾水、怕鼠咬，小心翼翼、“斤斤计较”地守护着。那时，粮票是国家给予城镇居民的一种保障，而比城镇人口多得多的农村人口并无此“特权”，他们只有生产队分配的、更不稳定的口粮。这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势不可挡的改革开放，为何最先是从农民吃饭问题撬动的。
政府对粮票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全国粮票属于“硬通货”，走遍天下都不愁；地方粮票只能在省内使用。此外还有粗粮票、细粮票之分，半点也乱不得。上学前、上学后，工作前、工作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重体力、轻体力……每个人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工作，能领到多少粮票，都有硬性规定，没有半分通融余地。
我父亲是坐办公室摇笔杆子的，母亲是教师，自然都算脑力劳动者，每月定量各30市斤左右；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大约每人25市斤。以如今的眼光看，一月25斤，一天8两多，似乎不算少。可那是缺油少荤的年代，粮食就是全部。更别说我们兄弟正是十五六岁的年纪，民间所谓“儿子上腰，吃饭讨饶”，一碗白米饭下肚，不到两个时辰，肚子又咕咕作响，像座空谷仓。说实话，记忆中我家虽无断粮挨饿过，但定量不够、不得不花高价从“黄牛”手里买粮票的事是有过的。
变化悄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说不清是哪一天，忽然发觉家里粮票有了富余。起初只是几斤，到年底竟能剩下几十斤。粮票一多，便生出新鲜交易——拿来换物。我家至今还用着一张竹编凉席，便是用结余的粮票换的，只是已记不清是多少斤粮票换来的了。
1993年，国家放开粮食供应，陪伴中国人40年的粮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变化却是波澜不惊，一切水到渠成。
取消粮票多年后的一个傍晚，巷子深处忽然传来响亮的吆喝声：“甜酒酿——不要粮票的甜酒酿，快来买哉——”一位走街串巷卖甜酒酿的老伯，把“不要粮票”几个字咬得格外重。吆喝引来许多人，买的，不买的，都会心地笑了。老伯的幽默，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读懂。
如今，这些曾经不可或缺的纸片，早已褪去实用价值，静卧在收藏册中。它沉淀下厚重的历史，化作一段中国人共同的记忆，让后人不忘那段艰难的岁月。这大概便是粮票的收藏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