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红
老家灶台上，有一口熏了几十年的大铁锅，锅底结满了厚厚的黑垢，怎么刷也刷不干净。可每年春天，只有这口大铁锅，才能炒出母亲那道谁也不会的手工茶。
那时，我家种着几亩茶园。天还没亮透，母亲就起了床，背着背篓出门采茶。她说，早晨带露水的茶叶最妙，炒出来香气轻灵，喝起来才爽口。母亲是采茶能手，双手左右开弓，伸向茶树上的嫩叶，轻轻一提，茶叶顺势落入掌心。不过半日，她就采了满满一背篓。
采茶归来，已是暮色四合。母亲匆匆吃完饭，吩咐我：“去，把灶膛的柴火烧起来。”我赶忙蹲到柴火灶前，往灶膛里塞松针，火苗一舔，噼啪作响，蹿得老高。不一会儿，铁锅烧到微微泛红，母亲伸手试了试锅温，这才把茶叶倒进去，开始杀青。“刺啦”一声，水汽蒸腾，满厨房都是茶叶被灼烫的气息，有些呛，却莫名好闻。她持筷伸进锅里，开始翻炒——双手在滚烫的铁锅与茶叶间翻飞，动作极快：抓一把，抖散在簸箕里，使劲揉搓，再抖散，放回锅里。茶叶在锅里跳跃、翻转，渐渐萎软下去，颜色从碧绿转为暗绿，边缘开始卷曲。母亲说，炒茶的火候很重要，刚开始要用猛火，炒过一阵后，便改文火慢慢焙。手必须耐得住烫，慢了，茶叶就焦了；快了，受热不匀。母亲的手掌粗糙，指节粗大，那是长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如此反复，茶叶在锅里一点点变化。起初是青草气，渐渐地，青气褪去，一股焦香浮起来，再后来，焦香里透出甜丝丝的栗香，越来越浓，从厨房飘到堂屋，又从堂屋飘到院子里。邻居在屋外喊：“又炒茶啦？香得人睡不着觉！”母亲不答话，只抿着嘴笑，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炒到茶叶完全干燥，蜷曲成条，母亲才停手。她把茶叶摊在竹筛里，端到风口晾凉。我凑过去看，那些茶叶黑绿黑绿的，毫毛毕现，指尖一捏一撮，轻飘飘的，一碾就碎。
“去，把铜壶里的水烧开，泡一杯尝尝。”母亲说。我烧起旺旺的火，不一会儿，弯嘴铜壶里的水便沸腾起来。她往搪瓷杯里放了一撮刚炒好的茶叶，滚水冲下去，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一片一片，还原成采摘时的模样。茶汤酽得发黑，表面浮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母亲吹了吹，抿一口，眯起眼睛。“怎么样？”我趴在桌边问。她不说话，又抿一口，喉结滚动一下，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才慢悠悠地说：“茶的味道出来了。”母亲给我倒了一小杯。那茶入口极苦，苦得我直皱眉头，舌根发紧，像含了一口黄连。可奇怪的是，苦味散得也快，过不多时，舌底竟泛出丝丝甘甜，凉丝丝的，从喉咙一直润到胃里。
“好喝吗？”母亲问。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不上来。她笑了，那笑容里有我读不懂的东西。母亲端起杯子，走到门槛上坐下，望着院子里的泡桐树，一口一口地品。茶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也带走了她一天的疲惫，月光从泡桐树叶间漏下来，碎金似的洒在她肩上。
多年以后，我喝过许多茶，可总觉得，它们都没有母亲做的手工茶味道好——总缺了点什么。到底缺了什么？或许是缺了母亲额上的汗珠，缺了灶膛里松针的焦香，缺了母亲坐在门槛上慢慢喝茶的那个月夜。
原来，母亲的手工茶里，泡出来的是清晨的雾气，是铁锅的温度，是母亲手掌的粗粝，更是时光揉进茶叶里的人生所有的苦与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