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徐渭、张岱并称“山阴三才子”。他是明代文学家，并以放纵谐谑的小品文著称于世。他的政治选择充分体现了“报仇雪耻”的文化精神，最后在越以身殉国，成为绍兴士人精神的典范。那么，他是谁呢？他与故乡绍兴之间有哪些故事呢？
王思任（1575—1646），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又任袁州推官、九江佥事。万历四十年（1612），王思任在绍兴购置新居，即钮给谏的芳树园，改名为读书佳山水楼。其《王季重先生自叙年谱》云：“堂构芳树园第，地故钮给谏所营。”钮给谏即钮纬，字仲文，号石溪，浙江会稽人，在绍兴建有石溪精舍，有玉兰径、藏书万卷楼，南为芳树园。
明代诗人张家玉有《题王季重读书佳山水楼》诗：“书城何处拥芸扉，江上青山独振衣。碧涧时浮墨花出，白云长绕翠毫飞。”“书城”形容书籍环列如城，足见书籍之多。说的是读书佳山水楼靠近钮氏著名藏书楼世学楼，在这里居住可谓坐拥书城，环境一流。此后，除在外地为官外，王思任大多数时间居住于此。如崇祯十一年（1638），王思任归山阴为三子王宝起娶妻金氏。绍兴知府王期升修学宫，请王思任作记。崇祯十六年（1643），王思任赋闲在家。八月十八，徐人龙、姜逢元、吕华池来此饮酒畅谈。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作品，文学创作达到高峰。
王思任在绍兴参与文学社团活动，积极组织诗酒唱和、宴饮雅集活动。譬如，他发起成立枫社，成员有祁彪佳、祁豸佳、倪元璐、张岱、孟称舜等，社团以游山玩水等休闲娱乐活动为主。他们经常在蕺山上举行诗会，而且影响甚大。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详细记录了一次以王思任为主的蕺山诗会，描绘众人在蕺山亭聚会饮酒高歌、观看演戏等活动，场面宏大，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可媲美袁宏道笔下的中秋“虎丘诗会”。
王思任为何在蕺山举行诗会呢？因为他十分推崇蕺山，在《淇园图序》中说：“吾越谓之佳山水，居郡中者有八，而蕺最宠绝。”认为蕺山是古城八山的宠儿。王思任还曾为蕺山的状元亭题联：“山间淑气催桃李，蕺里书声出院墙。”
南明弘光元年（1645），马士英声言护太后，逃往绍兴，王思任以才名起复，任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上书太后，痛数马士英之罪，请斩之，又去信马士英，责其酒色逢君，拒其入越地。《让马瑶草》一文遂成为千古名篇，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亦传为千秋佳话。
在鲁王监国绍兴期间，已经七十余岁的王思任仍然积极参与政治，为鲁王政权出谋划策。他向鲁王上疏“四正五乱”，切中时弊，但鲁王意不在此，不急于复兴，只知贪图享乐，对王思任的建议视而不见。尽管如此，王思任仍然七疏乞休，但不被允许，遂继续为鲁王政权效力。
南明隆武二年（1646）绍兴陷落，清军巡按御史王应昌邀王思任合作，王思任在门上大书“不降”二字，并言：“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六月，弃家入凤林山，于祖茔间搭草舍而居，名之为“孤竹庵”，自号采薇子，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例，誓言从此不再入城，以杜剃发之辱。面对逼降，王思任于九月绝食而死，临死前三呼高皇帝。死讯传出后，绍兴的百姓们无不悲痛万分，纷纷前往凤林山吊唁。
王思任的忠贞殉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用生命将“报仇雪耻”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刘宗周、祁彪佳等绍兴士人。他们的殉国行为，集中体现了绍兴“报仇雪耻”的文化传统。
王思任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不仅是对马士英的怒斥，更是对越文化精神的精辟概括和有力宣扬。这句话成为绍兴精神的象征，被后人广泛引用。如鲁迅曾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周恩来总理在1939年回到绍兴时也引用这句话，激励家乡人民抗击日寇。
事实上，越文化的“报仇雪耻”精神，不是简单的复仇意识，而是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是面对困境不屈不挠、敢于抗争的文化品格。这种精神在王思任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其英名与正气得以长留天地之间。
王思任书稿。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