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更入味
赵卫明
那是多年前的一桩旧事了。
一次公干，我在京城巧遇大作家汪曾祺老爷子携新书签售。小书店挤得快要撑破，人头攒动，热气蒸腾，竟有几分新春团拜的闹猛。
我好不容易挤到桌前，买下一本，却不甘心就此离去，胆边生出一股勇气，竟然想向老爷子讨教语言的门道。刚一张嘴，他便听出了我的南方口音，眼神里顿时漾出许多亲切来。老爷子索性搁了笔，连书也不签了，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就那么悠悠地、慢慢地，传道解惑。
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暖融融的。末了，他忆起当年游历绍兴古城的青藤书屋，说起明代怪杰徐渭有联句独有见解，乍一看自嘲为“一个南腔北调人”，其实却是自许中不乏自豪。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仿佛不是在说古人，而是在说一个遥远的自己。
多年过去，我一直记着这次难得的领教，反复咀嚼，时有教益。
老爷子那番话，说白了，就是南方人搞文学创作，该向北方的语言靠拢，别怕笔下的南腔北调。这话我如获至宝，像一粒种子落在心里，悄悄生根发芽，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日后的语言文字。
白云苍狗，时光不驻，世事无常也一定在作家的笔下留下深深的印迹。联想中，我又翻出了贾平凹早年的一部成名作《商州初录》。在那篇广为传诵的《黑龙潭》里，他记下了改革之初开放带给山民的种种变化，纯朴的禀性之外多多少少沾染了精明的色彩，而对知识的渴求与对未来的渴望强烈且执着：
你带有书吗？他们老是这么问。一旦知道你是带了书的人，就如何缠住你，要以狐皮换书……孩子们最喜爱高考复习资料，一换到手，就拿到火坑边入迷地读了……清早起来随便往一个人家里走去，就会发现那晚辈和他们的父老不同：老一辈人爱土地，小一辈人最恋书。
代际的变迁，背后却少不了上一代人的托举。不是老一辈人不懂狐貂皮毛的金贵，而是他们的眼界已经见到了另一种价值的崛起。欣喜若狂的作家节制地用着他的惯用白描，生怕恣意的语言生出了矫情。这白描，是北方的笔法，实实在在，不尚虚华，却力透纸背。
水土养人，也养出了千奇百怪的语言。读多了南北不同地域的人和书，多少也读出了各自的差异和面貌。北方话的干脆、直接、有力，往往能直抵事物的核心；而南方话的婉转、细腻、周详，又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韵味。
汪老爷子的家乡高邮，我去过。那里虽还称江南，其实已挨着北边，水土交融，连鸭子下出的蛋都是双黄的。他生于斯，却不长于斯，少小负笈离家，行万里路，也读万卷书，最后落脚京城，应是作家中最懂南北语言差异的那一个。
有学者研究指出，汪曾祺是一个“超地域性”的作家，他辗转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之间，笔下的方言异常繁杂，呈现出南北大跨度交融的特征。他主张作家应尽可能博采各地方言，甚至在北京定居后，散文中还频频使用沪语。这种对语言的敏感与博采，正是他独步文坛的秘诀。
必须承认，我是汪老爷子的一个拥趸。爱看他编的戏，喜读他写的书，很大原因在于语言贴着汪氏独一无二的风格标签，欣赏中如饮陈酿，回甘绵长。走南闯北，他在《沙家浜》里写的那段《智斗》，酒肆茶楼都有人传唱。沉醉其中的歌者听众，还不是因为好听的词句糅进了南腔北调？“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词句，既有北方的铿锵，又有南方的机巧，浑然天成。再读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无不氤氲着这种南北语言交融之后别具的魅力，百读不厌。正因如此，汪老爷子取长补短操持文章，足以称得上一代文学语言的大家。
南北语言有异，有天时，有地利，有人性，天然中导致了彼此短长。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人，我捧读平凹的作品，深感汪老爷子的眼光独具，折服于他的笃志跋涉。在丙午新春，仿佛穿越时空多年，我又来到京城那个小书店的现场，一脸虔诚地向汪老讨教，暗暗发誓：面北潜心向学，也许会给自己日后的文学语言带来些许新的生气。
文字之道，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总要找到它该去的方向。而我，似乎也隐隐看见了那个方向。